今天，收到了2006年第一期的《癌症康复》杂志，我和妈妈今年在上面开一个专栏《尤是那般红》，名字是我取的，取我们两个名字中的一个字。我和妈妈分别把治病过程中的一些宝贵而实用的体验传达给病友，算是做一些社会工作。妈妈主要是讲给我治病中的各种决策，而我是讲生病中的故事。我拟写这样一些题目：

是喘气也是传奇 是经历也是精力——记发病
是病床不是冰床 爱点滴也是点滴――记化疗
是医院也是意愿 是医生也是一生――记手术
是血液也是学业 会痛哭不会痛苦――记最后一次化疗和血小板下降
是病痛不是病童 爱生命才是圣明――记我的第一本书
是癌症不是挨整 是子尤也很自由

现在把发表在第一期的《记发病》（节选）给大家看：

在那天下午的第二节课以前，也就是我突然发病以前，我只是个普通的少年，当然发了病我还是普通少年，可是我关心的事情，面临的问题不一样了，我面临着生死的考验。当然发了病我还在关心考试，这是后话。发病的那天中午，我在紧张准备下午的语文考试，如果没有发病，考试完了我会满心忐忑的骑车回家，回了家就紧张做作业，会做到很晚，然后充满期盼地扑上床，很快睡着，第二天非常痛苦地被闹钟吵醒，一身不情愿地背着书包上学，到了学校，我会等待前一天的考试结果。

2004年3月23日，我气喘吁吁地上楼，跟妈妈说刚刚放学后陪一个朋友骑车回家，他有些苦闷，于是我就多跟他走了一会儿。这时我的右肩膀很酸很疼，可能是因为前几天拔河的缘故。

第二天是星期三，下午上生物课，先是疼了好几天的肩膀更疼了，接着渐渐蔓延的右半边身子疼。不知什么时候我就呼吸不顺了，不断深重的喘气，且越来越急促，如呼啸的火车，直吓得我旁边正上课的同学问我怎么回事。我强装笑容说没事，痛苦地将手边的生物书揉成面团，原本想下完这节课再到楼下电话亭跟妈妈打电话，可不久我发现看来这个样子下去是坚持不到这节课结束，怎么办呢？大家都在心无杂念地认真听老师讲课，只有我心中如翻江倒海般。记得过去我曾有过上课憋不住要拉屎的经历，那个时候，举手又不好意思，不举手后果不堪设想，心里就奇怪为什么其他同学不想拉屎，自己的表情与其他人的表情形成鲜明的对比。如今，我上课又遇到困难了，可这困难比想拉屎还糟糕，我喘不过气了，前面的老师正在让同学们传看一个标本，传到我这儿我随手就递给前面同学了，哪儿有心思看呀！

怎么办呀？我哆哆嗦嗦将自己家的电话号码反复在书上写，盘算着是不是应该举手告诉老师，但最终跟老师说明情况的还是我身边的女生而不是我。似乎我天生就爱忍受与不麻烦别人。

随着全班同学奇怪注视我的目光，老师让一个男生陪我出去打电话，我走出后门，就再也走不了了，一屁股坐在地上，靠着墙吃力地告诉他电话号码，让他去打电话，他飞跑下楼，消失于视线之外。这时，从办公室里走出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男老师，他看见我靠在墙上呻吟，非常害怕，说：“我马上去叫人。”我坐在楼道里，那时在想什么呢？大家都在上课，楼道悠长而安静，偶尔能传来某个班里的笑声或鼓掌声，那种感觉真是奇妙。

那时的我没有丝毫害怕，空气有规律地回荡着我的急喘气声，但不久这安静就被打破了，许多老师都围了过来，而且下课了，众多学生围了过来，把楼道挤得水泄不通。

老师们匆忙将我对面的办公室开开，准备让我进去，但我已经不能走，老师也不敢让我走，这时美术左老师跑过来，要抱我进去，我挣扎说：“不，不——”但左老师不由分说，一把将我抱起，那时我少说也是60多公斤的人，他那瘦弱的臂膀竟然将我抱起来，真让人感动。我不让他抱的原因是裤子没完全提上，如果被抱起来自己的裤衩有可能被同学看见。列位看官，瞧见没有，性命攸关，我仍在顾及着自己的脸面（噢，不对，是屁股）。最后我与左老师的妥协结果就是，他将我往办公室抱，我一只手提着裤子。

这段经历现在想起来异常传奇，我确实没害怕，还真有点乐在其中的感觉。可当时的我还没想到传奇，只是喘气。后来有人问我发病时晕过去没有，没有。要是那样的话该多么丢脸，我当时的表现属于情况虽严重，行动却从容。现在想起来，有两件事让我骄傲，一件是我走着出班门的，一件是我躺着出校门的。第一次上担架，感觉特爽。

别人或许是从体检等手段中检查出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们因此会有复杂的心理过程，或痛苦，或悲伤，或向天质问，或对地哀怨，而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根本顾不得想事情就已经被卷进救治过程。

妈妈不久被电话叫来，于是我躺在担架上被抬下楼，又进了门口的救护车，呼啸而去，妈妈在我身边陪着。我这时感觉渐渐好了一些，心里还忐忑，要是虚惊一场惊动这么多人可怎么办。救护车开进离学校最近的海淀医院。

欲知进了医院后我的所见所想，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