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朱千华

摄影：杨昶

天峨县六排镇纳洞村，蚂拐节上扮演青蛙形象的村民正在休息。壮族蚂拐节主要流行于红水河流域境内，因壮族把青蛙称“蚂拐”而得名。传说掌管风雨的不是龙王，而是蚂拐女神。红水河沿岸壮族村寨通过祭祀蚂拐，祈求风调雨顺。

    在地球上，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水稻——原乡在哪里？ 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19世纪末，瑞士植物学家阿方斯·德康多尔（1806–1893）提出：“尽管印度栽培水稻的时间要晚于中国，但因为在印度发现了很多野生稻，所以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他似乎觉得不妥，接着写道：“植物学家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中国的植物，所以我们不知道在耕田之外的地方是不是也能常常找到野生稻。”在他看来，野生稻是稻作起源的必要条件。

　　中国人一直没有放弃对野生稻的寻找。1926年，中国水稻研究的奠基人丁颖（1888–1964）在广州市郊发现了野生稻，他在1957年《农业学报》上写道：“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后来，在整个岭南西江流域，经常会有各种野生稻被发现。最近是在2013年，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足别乡央龙村安怀屯境内，发现了一批罕见的野生稻，高达2.44米，茎呈偏状，最大茎宽3厘米，它们生长在海拔1100 多米处的沼泽地里。

　　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浙江余姚河姆渡所发现的栽培稻，时间为距今7000年左右，一直被视为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代表，但这绝不是栽培稻最早的时间，随着考古发现，湖南道县寿雁镇玉蟾岩所发现的栽培稻、广东英德云岭镇牛栏洞遗址发现的水稻植硅石、南宁贝丘遗址所发现的稻作工具等，同时将栽培稻的历史提前得更为久远。

　　在生物学领域，国家基因研究中心的韩斌课题组运用分子比对技术（即DNA测序技术），于2012年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题为《水稻全基因组遗传变异图谱的构建及驯化起源》的论文，揭示了人类祖先在神州大地上劳作的踪迹，最后得出结论：“分布于广西的普通野生稻与栽培稻是最近的亲缘关系，表明广西西江流域更有可能是最初的驯化地点。”

　　水稻起源，无论是考古界的长江中下游说，还是现代生物学所认为的西江流域说，大都处于同一地域，因为这片区域在先秦时代均属于“百越”之地。百越的地理范围，《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注解：“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即从越南北部至长江下游以南一线。可以这样说：最早驯化野生稻的是上古时代的百越民族。

　　在先秦古籍中，对东南地区的土著民族常统称之为“越”。又因部族众多，各有种姓，分为吴越（苏南浙北一带）、闽越（福建一带）、南越（广东一带）、骆越（越南北部和广西一带）等，统称百越。西江流域为古代骆越人生活区域。由于这片区域发现的野生稻面积最大，品种最多，基因多样性最丰富，广西已成为水稻基因多样性的研究中心。我在广西农科院采访时了解到，这里有全国最大的野生稻苗圃，共计30多亩，保存了1.5万种野生稻品种。国家种子南宁野生稻圃研究员陈成斌介绍说，在调查野生稻的过程中，他们曾发现5.6米的高秆野生稻。

此前，我从未见过野生稻，而这种史前植物就一直生活在我的身边。我决定一睹芳容。2015年1月的一天，我终于前往南宁市隆安县那桐镇，在上邓村的一处沼泽地里，第一次看到了野生稻。说实话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诗意或美感，它们看上去像河边的杂草：细细长长的绿叶，个头高，向上生长。野生稻谷粒细小，芒长，并不饱满，若不是专家指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就是野生稻。

每年农历三月三或清明节，壮族人都会蒸五色糯米饭过节。因用不同的树叶加工成黑、红、黄、紫、白五种颜色而得名，有五谷丰登之意。在广西的不同地区又称为糇能、乌米饭、青精饭、五色饭、花饭等。

在东兰县，铜鼓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最初铜鼓是作为神器出现在祈雨、求水、丰收等祭祀活动中。如今红水河沿岸的壮寨，几乎村村有铜鼓，逢年过节，村中喜事，都要打铜鼓以助兴。

水稻种植的过程中，农具的使用必不可少。隆安县由于山地多，水田面积小，大型农业机械无法操作，只能使用传统的小农具。雁江镇那瓜屯有“广西打铁第一村”美誉，这里至今还保留着原始的手工打铁技艺。

每年春天，龙胜县进入水稻栽种季节，村民们在水田里进行耕作。特殊的喀斯特地貎使得水田分布毫不规整，多数水田还需要人工平整。首先要清理堰沟，然后引水灌田浸泡、耕田和耙田、最后插秧。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magazine/2016/04/949.html

(预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201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