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是中原北方地区6世纪以后重要的佛教文化中心。建国以来，遗址范围内先后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造像，尤以2012年北吴庄佛像埋藏坑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出土各类造像2895件（块），大多数为东魏北齐时期的背屏式白石造像，题材丰富，类型多样，为研究北魏晚期至隋唐，特别是东魏北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题材及样式演变提供了可靠的标尺。结合历年出土造像的特征，可以将邺城地区北朝石造像大体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北魏中后期，石造像数量不多，均为青石质，尖楣形背屏。造像特征与同时期的云冈石窟造像一致，时代相当于5世纪末孝文帝迁洛前后。第二阶段为北魏后期至东魏前期，造像特征与6世纪初龙门石窟造像相近，反映了北魏全面实行汉化政策后，摹仿南朝造像而出现的褒衣博带秀骨清像的新样式。第三阶段为东魏后期至北齐前期，造像以白石为主。样式主体延续前一阶段风格，其时代相当于公元6世纪中叶，即东魏孝静帝武定初年至北齐文宣帝天保年间。第四阶段为北齐中后期，数量最多，大多为白石。其典型特征是背屏呈弧扇形，由两株相互缠绕的菩提树构成，层叠的树冠形成锯齿状边缘，树干分叉处镂孔透雕，造型极为精致（如右页图中造像）。造像样式与前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佛像面相圆润，瞑目下视，肉髻扁平，有些与发髻融为一体。身着轻薄贴体的袒右式袈裟，肌体凸现，衣纹雕饰简洁，细部特征常以彩绘和贴金表现。这种以透雕双树为背屏，北齐新样式佛像为主尊，衬托以龙塔璎珞装饰的“龙树背龛式”造像在天保末年以后广泛流行，是邺城地区北齐中后期佛教造像的典型样式。

 

　　邺下佛学始兴于十六国后赵时期，至北齐之世达到顶峰，史载邺城“毒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讲席相距二百有余，在众常听出过一万。”小乘之毗昙、成实，大乘之地论、华严、维摩、法华、净土、涅槃以及禅、律等佛学思想在此融汇，对隋唐以后的华严、法华、法相、净土、禅、律诸宗及三阶教的建立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邺城地区北齐以来造像题材和组合的多样化，应该是这一时期佛学思想繁荣的体现。

 

　　东魏北齐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政治上虽处于最分裂状态，但与印度、中亚等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并为中断。针对这一阶段北齐新样式佛性的源流和传播路线，学术界目前普遍承认其来自4～5世纪中印度笈多王朝时期盛行的秣菟罗造像艺术，南朝在此传播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中介作用。北齐建立后，改变了孝文帝以来的汉化政策，其政治取向表现出强烈的鲜卑化和西胡化趋势。期间发生在佛教史上的两件事意义深远，其一为天保七年（556）北天竺高僧那连提黎耶舍入华；其二为北齐最高佛教领袖法上进行的僧制改革，其中一项就是服装改革。自5世纪末孝文帝全面汉化以来，模仿南朝士大夫的汉式服饰成为佛教服饰主流，导致出家人与世俗人的服饰难以分辨。而法上改革制定出了新的服饰，并在北齐境内全面推广。北齐邺城“龙树背龛式”造像正是在此背景下，融合中西文化因素，上承东魏武定年间白石造像的技术传统和构图特征，同时吸收新一轮传入的笈多造像样式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模式，并对周边地区产生一定的影响。6世纪晚期，随着北齐灭亡、周武帝灭佛及杨坚毁城移民等一系列事件，邺城佛教遭受灭顶之灾，新的造像模式也随之淡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