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石渠摩崖造像与唐蕃古道
(2014-11-12 11: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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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14/mw690/001k9BnJzy6Ny3kdjA17d&690
撰文: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在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中，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联合考察的“四川省石渠县吐蕃时代石刻”榜上有名。摊开地图，青、川、藏交界处，金沙江两岸，新发现吐蕃石刻的三个点——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和西藏江达——连成一个大三角形区域，这里曾是汉藏交流最为活跃的通道。7 ～ 9世纪，它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通衢。在石渠地区发现的摩崖石刻清晰地显示出与唐蕃古道的联系。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故事，众人皆知。在西藏，文成公主早已是公认的佛教女神，被视为白度母的化身，广受膜拜。史料记载，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渡过黄河进入了青藏高原。但她究竟经由哪条路线到达当时吐蕃的中心逻些(今拉萨)，史载无详。古今地名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沿途各地流传广泛的有关文成公主的诸多版本传说，更令人迷惑。而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其中究竟哪些包含了真实的内核。也就是说，石渠吐蕃石刻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面临那个复杂而难以索解的问题，唐蕃古道是不是从石渠经过呢？文成公主是否正是通过这条路去往遥远的拉萨古城呢？
唐蕃古道，最准确的定义是指唐朝都城长安与吐蕃首府逻些之间的官道。官道肯定是最为成熟通畅的路线，路况较好，沿途有驿站服务，作为官方往来的干道。实际上，唐蕃古道并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通道，而是一条网络，主干道就不止一条，更有众多的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支线（譬如商道或朝佛路线），一旦气候、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变化，道路随之整调。它们有时重合，有时分开。这条漫长的路线可分东西两段，东段（即长安至西宁段）基本脉络清晰，但古道西段（即西宁至拉萨段）争议甚大。文成公主的队伍从西宁出发，沿青海湖与黄河之间的道路向西南方面行进，从黄河源头通过。然后，穿过巴颜喀拉山脉，在地势相对低洼的河谷间通过。穿过山区后，下一项艰巨任务就是渡金沙江。路线到此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现成的桥梁直接渡江，然后往南经玉树向西；二是先向西，从通天河上游渡江，然后向西南去拉萨。众多历史地理学家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石渠摩崖石刻群的发现似乎增加了诸多变数。石渠县洛须镇俄巴纳村附近的照阿拉姆摩崖石刻早已为人所知，但之前很少有人用它来讨论唐蕃古道的问题。而这次石渠境内新发现的三处摩崖造像地点中有两处都在洛须镇——白马神山石刻群和烟角村石刻，与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几乎等距离围绕在以洛须镇为中心的金沙江东岸，足以证明了洛须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比县境4500米的平均海拔，这里只有3200米左右，气候宜人，是通往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的一个重要渡口，至今仍有一座简易桥通往江达县邓柯乡。而洛须原就隶属古代康区邓柯，两地自古关系密切。更有意思的是，在渡口河床西岸，即靠西藏一侧，每到枯水期，河床上的一小块摩崖石刻就会浮现出来，大日如来的形象清晰可见。当年刻划这尊佛像的人正是利用了金沙江枯水期方便渡河的时节。过江以后，在离岸不远的山腰石壁上也有摩崖石刻，风格与洛须的极为相近。
假如确有使团由此渡江，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我们在洛须镇东北部90多公里处石渠镇政府所在地尼呷镇长沙干马乡的须巴神山山脚处发现了第三处石刻群。这里位于雅砻江河谷边的交通要道，现存的13幅石刻集中分布在山脚平整的石壁以及散落大石上。如果使团是沿着今天尼呷镇到洛须之间的路线南下（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似乎也提示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那么他们只能有一种选择：沿雅砻江西侧支流河谷，走歇武，穿越巴颜喀拉山系，在金沙江北与唐蕃古道对接。长沙干马乡应当是石渠境内另一条重要通道，它通过雅砻江主干道河谷向西北到上游的一条叫扎曲的支流向西，最终汇入唐蕃主干道。雅砻江河谷南可通甘孜腹地，接川藏南线；西可通阿坝，从甘南进入唐蕃古道；西北则可以在青海沟通唐蕃古道，地理位置重要。但长沙干马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究竟是哪一条唐蕃时期道路的驿站，目前因缺乏进一步的考古资料尚无法回答。可以推测，洛须渡口可能是替代玉树的重要路线之一，而长沙干马乡很可能是吐蕃后期沟通四川与青海、甘南的一条重要通道。
我们在须巴神山中发现了很多藏文题记，这些题记对我们判断往来团队的身份、族属及艺术风格提供了诸多帮助。须巴神山摩崖石刻第五处的藏文石刻中提到赞普赤松德赞父子。赤松德赞有四个儿子，长子早亡，次子、三子在宫廷权争中先后被杀，直到四子赤德松赞即位后政局才稳定下来。804年，唐朝、吐蕃解除战争状态，开始互派代表团往来谈判，开放通商。所以，这些以赤松德赞父子为祈福对象的摩崖石刻的刻造年代应在赤德松赞与唐关系缓和时期，即804 ～ 815年之间。目前在川青藏地区发现的类似题记还有四处，其中西藏昌都丹玛岩石刻的题记文字最长，信息最为丰富。组织题刻者是刚刚掌权的西藏僧人，僧人参与了唐蕃之间的友好谈判。题记内容中高调支持佛法的全面传播，宣示僧人阶层在吐蕃政治主导地位的确立，同时祈祷国运永祚，赞普父子世寿绵长。题记也提到，类似的摩崖造像在其他数个地方都有镌刻......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2014年11月号）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the_magazine/main_themes/874.html
撰文: 罗文华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在201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选中，故宫博物院与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甘孜州石渠县文化局联合考察的“四川省石渠县吐蕃时代石刻”榜上有名。摊开地图，青、川、藏交界处，金沙江两岸，新发现吐蕃石刻的三个点——青海玉树、四川石渠和西藏江达——连成一个大三角形区域，这里曾是汉藏交流最为活跃的通道。7 ～ 9世纪，它是唐蕃古道上的重要通衢。在石渠地区发现的摩崖石刻清晰地显示出与唐蕃古道的联系。
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故事，众人皆知。在西藏，文成公主早已是公认的佛教女神，被视为白度母的化身，广受膜拜。史料记载，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渡过黄河进入了青藏高原。但她究竟经由哪条路线到达当时吐蕃的中心逻些(今拉萨)，史载无详。古今地名和环境的变化，以及沿途各地流传广泛的有关文成公主的诸多版本传说，更令人迷惑。而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其中究竟哪些包含了真实的内核。也就是说，石渠吐蕃石刻的发现，使我们不得不面临那个复杂而难以索解的问题，唐蕃古道是不是从石渠经过呢？文成公主是否正是通过这条路去往遥远的拉萨古城呢？
唐蕃古道，最准确的定义是指唐朝都城长安与吐蕃首府逻些之间的官道。官道肯定是最为成熟通畅的路线，路况较好，沿途有驿站服务，作为官方往来的干道。实际上，唐蕃古道并不是一条固定不变的通道，而是一条网络，主干道就不止一条，更有众多的像毛细血管一样的支线（譬如商道或朝佛路线），一旦气候、政治、军事和经济状况变化，道路随之整调。它们有时重合，有时分开。这条漫长的路线可分东西两段，东段（即长安至西宁段）基本脉络清晰，但古道西段（即西宁至拉萨段）争议甚大。文成公主的队伍从西宁出发，沿青海湖与黄河之间的道路向西南方面行进，从黄河源头通过。然后，穿过巴颜喀拉山脉，在地势相对低洼的河谷间通过。穿过山区后，下一项艰巨任务就是渡金沙江。路线到此变得模糊起来。他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现成的桥梁直接渡江，然后往南经玉树向西；二是先向西，从通天河上游渡江，然后向西南去拉萨。众多历史地理学家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石渠摩崖石刻群的发现似乎增加了诸多变数。石渠县洛须镇俄巴纳村附近的照阿拉姆摩崖石刻早已为人所知，但之前很少有人用它来讨论唐蕃古道的问题。而这次石渠境内新发现的三处摩崖造像地点中有两处都在洛须镇——白马神山石刻群和烟角村石刻，与照阿拉姆摩崖石刻几乎等距离围绕在以洛须镇为中心的金沙江东岸，足以证明了洛须镇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相比县境4500米的平均海拔，这里只有3200米左右，气候宜人，是通往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的一个重要渡口，至今仍有一座简易桥通往江达县邓柯乡。而洛须原就隶属古代康区邓柯，两地自古关系密切。更有意思的是，在渡口河床西岸，即靠西藏一侧，每到枯水期，河床上的一小块摩崖石刻就会浮现出来，大日如来的形象清晰可见。当年刻划这尊佛像的人正是利用了金沙江枯水期方便渡河的时节。过江以后，在离岸不远的山腰石壁上也有摩崖石刻，风格与洛须的极为相近。
假如确有使团由此渡江，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呢？我们在洛须镇东北部90多公里处石渠镇政府所在地尼呷镇长沙干马乡的须巴神山山脚处发现了第三处石刻群。这里位于雅砻江河谷边的交通要道，现存的13幅石刻集中分布在山脚平整的石壁以及散落大石上。如果使团是沿着今天尼呷镇到洛须之间的路线南下（照阿拉姆摩崖造像似乎也提示了这条路线的可行性），那么他们只能有一种选择：沿雅砻江西侧支流河谷，走歇武，穿越巴颜喀拉山系，在金沙江北与唐蕃古道对接。长沙干马乡应当是石渠境内另一条重要通道，它通过雅砻江主干道河谷向西北到上游的一条叫扎曲的支流向西，最终汇入唐蕃主干道。雅砻江河谷南可通甘孜腹地，接川藏南线；西可通阿坝，从甘南进入唐蕃古道；西北则可以在青海沟通唐蕃古道，地理位置重要。但长沙干马摩崖石刻所在的地方究竟是哪一条唐蕃时期道路的驿站，目前因缺乏进一步的考古资料尚无法回答。可以推测，洛须渡口可能是替代玉树的重要路线之一，而长沙干马乡很可能是吐蕃后期沟通四川与青海、甘南的一条重要通道。
我们在须巴神山中发现了很多藏文题记，这些题记对我们判断往来团队的身份、族属及艺术风格提供了诸多帮助。须巴神山摩崖石刻第五处的藏文石刻中提到赞普赤松德赞父子。赤松德赞有四个儿子，长子早亡，次子、三子在宫廷权争中先后被杀，直到四子赤德松赞即位后政局才稳定下来。804年，唐朝、吐蕃解除战争状态，开始互派代表团往来谈判，开放通商。所以，这些以赤松德赞父子为祈福对象的摩崖石刻的刻造年代应在赤德松赞与唐关系缓和时期，即804 ～ 815年之间。目前在川青藏地区发现的类似题记还有四处，其中西藏昌都丹玛岩石刻的题记文字最长，信息最为丰富。组织题刻者是刚刚掌权的西藏僧人，僧人参与了唐蕃之间的友好谈判。题记内容中高调支持佛法的全面传播，宣示僧人阶层在吐蕃政治主导地位的确立，同时祈祷国运永祚，赞普父子世寿绵长。题记也提到，类似的摩崖造像在其他数个地方都有镌刻......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2014年11月号）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the_magazine/main_themes/8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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