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艾绍强

                                                                    像砖【驾车】河南新野
　　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看来老子时代人们出行，主要还是靠脚走路。“行”字似乎早于“走”，出土甲骨文里有“行”字而无“走”字；“行”字原本就是路口之象，其意既表道路，也指代路程、行走、出游。
　　《史记· 河渠志》开首就是：“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大概概括了古人出行的方式。且不说有没有大禹这个人，夏代有车的说法其实很可疑。毳同橇，如雪橇一样；后人考证“山行即桥”之“桥”，即后世的“轿”，因为汉代还没有“轿”字，“夏禹山行乘桥”——被人抬着走是完全可能的。大禹似乎没有走过桥，桥在早先称为“梁”，战国秦时才有了桥的称谓，汉以后才成为通称。
　　初民行途全靠脚力，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后则“逢山开路，遇水叠桥”，主动开辟道路且驯服牛马驴驼，借助外力行路当然省事。
　　路之外最早出现的交通工具和设施应该是舟和桥。横倒在溪流河谷之上的枯木天然成桥，人受启发于是水上架桥，称为“梁”，也合乎形态。
　　秦汉以前的典籍有许多“梁”的记载，专家考证都应该是木梁柱的简支桥，上世纪70年代湖北江陵古河道出土成排木柱，考证认为是春秋晚期木梁柱桥遗迹，这也是目前发现中国最早桥梁遗址。战国时随着水利建设而大造桥梁，李冰建都江堰时在渠道上架设了不少桥梁；秦始皇则在咸阳渭河上架设了规模宏大的六十八跨渭水桥，长度四五百米，专家推测是石柱或木柱木梁。石柱石梁桥最早出现在战国时代，应该不太广泛，主要受制于铁质工具。两汉到隋唐，木简支桥发展为木伸臂梁，跨度增长四倍之多，石拱桥技术则飞速发展登峰造极。汉代出现石拱桥之后，见载文字的桥梁不再称梁，径直称为桥了。宋代开始，各地大规模造桥，石拱桥普遍，石梁石墩桥更多；木伸臂梁由单跨变为多跨，出现了叠梁式木拱桥，《清明上河图》中的汴京虹桥即是。至元朝，大部分木桥为石桥代替，多孔长桥已不鲜见。明清两代，中国造桥已蔚为大观，长桥大桥举不胜举。
　　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来看，东汉时梁桥、浮桥、索桥、拱桥四大桥型皆已形成，之后历代不断加以发展，隋代李春首创敞肩式石拱赵州桥，北宋废卒发明了叠梁式木拱虹桥，北宋创建了用筏形基础、植蛎固墩（以海生物胶结基石）的泉州万安桥，南宋修建了梁舟结合的广东潮州湘子桥等。然而历代造桥技术都是师徒传承或家族内部口传心授，古文献中关于桥梁建造技术的记载几乎阙如，中国木拱桥、石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无疑会对传承起到积极作用。
　　作为交通工具，舟船的起源不会晚于桥。船在汉代以前多称“舟”，汉扬雄《方言》称“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应该是方言不通所致。《山海经》说鲧的重孙番禺“始为舟”，墨子说“工锤作舟”，刘向说“黄帝臣工鼓、货狄刳木为舟”，此外《吕氏春秋》《发蒙记》等对造舟的祖先各有说法，莫衷一是，倒是刘向说的“古者观落叶因以为舟”和《周易》说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更加靠谱。这当然不可能是某一个人的发明。2002年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了距今8000多年的小木船，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水上交通工具，可见先民使用舟船的历史悠久。从周武王设“舟牧”的记载看，西周时代舟船已经成一定规模了。
　　春秋战国时期造船与航海业发展迅速，《本竹书纪年》载，越有“戈船三百艘”，士卒“二千八百人伐竹柜为桴”，吴人以“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庾”，吴、越都设置造船工场“船宫”，商船和战船已经分开，战船有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戈船等不同类型。1935年在河南省汲县战国墓出土“水陆攻战纹铜鉴”，纹饰中有船两艘，甲板分上下两层，下层有桨手划桨，上层有兵士击鼓、射箭，由此可以看出当时造船水平已经相当高。
　　秦人能造楼船，秦征南时有运输50万石粮食的船队，秦始皇多次航行于江河湖海，进行了五次大规模海上巡游，还派遣徐福东渡寻找仙药。汉代造船、航海技术成熟，发明了橹、船尾舵等推进工具，有了横隔舱结构。唐朝舟船采用了先进的钉接榫合的联接工艺，船的强度大大提高，海船可拥有九个水密隔舱，抗沉性好，设有帆和舵，可利用侧逆风行驶。宋代，海船上已经普遍使用指南针用于导航，有了避免触礁沉没的隔水舱，出现了十桅十帆的大型船舶，中国造船技术达到高峰。2009年，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入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相对于舟、桥，车的出现比较晚。《后汉书》中“上古圣人见转蓬，始知为轮”，说黄帝见风吹篷转而造车，有点不可靠。出土早期陶器上虽有轮状图案，但不能确定就是车轮；1930年代殷墟出土第一辆车子，应该是时代较早的一种，商周以后车的结构和装饰逐渐完善，西周的车轮结构已有一定的尺寸和比例，当时都是二马驾驭或数马拖拉的独辀马车，战国后期出现了一马驾驭数马拖拉的双辕车。1980年，秦始皇陵西侧出土两乘大型铜车马，代表了中国古代造车技术最高水平，可惜制造工艺此前并未见于典籍记载。汉魏时期盛行的独轮车，是交通史上一项重要发明。古代乘车是立而不坐，驾车最早用牛，后来贵者用马普通用牛，但在晋代将相亦用牛车。二十四史多有“舆服志”，舆原本是车底，后车底部分由人肩荷而行即谓之轿，但古代都称舆，到南宋才开始称轿，骑马坐轿都是官员贵人，这也是一种行旅的特权吧。
　　古代地图不普及，一般人无非沿着大小道路行进，但军队、邮传还是有地图和类似于行路指南的文件的，近年出土的汉简里就有邮置道里资料，记的就是汉代从长安到敦煌等地沿路的驿站和路程；民间商旅则大都依据口传的“数地名歌”之类记地名里程以及物产。明隆庆四年（1570），徽商黄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路程书兼商业指南《一统路程图记》，此后出现许多关于各地风物地标的路程书。而在大海中航行的商船、渔民间，也有类似的东西一直传承，其中《南海航道更路经》就是渔民自古以来自编自用的航海“秘本”。这些资料世代传承，不仅是研究古代海陆交通的主要资料，也是研究贸易、经济等方面的主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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