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威廉 ·林赛 William Lindesay
翻译：吴琪



　　我与“长城专家”威廉·埃德加·盖洛素不相识，我们的不期而遇却非同寻常。首先他已经去世，其次他是一个美国人，再有就是我们的见面是在书中实现的。
　　当我打开他80年前出版的《中国长城》，小心翼翼地翻开已经发黄的纸张时，感觉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并不是长城的“征服者威廉”，而是“威廉二世”。因为“威廉一世”旅行长城全程，比我早了整整79年！我们在各自的书中，都用图片展示了所经过的各个地段的长城和长城呈现出的各种形状与结构。他结伴骑马加步行，由东至西；而我则是独自徒步，从西向东。大部分时间我们平行而去，常常比邻相接，有时相互交错，偶尔背道而驰，直到我俩在同一个地点相遇。
　　他的书中有一张图片的说明是“骡马关”，而我在自己的书里也找到了同一地点拍摄的图片“罗文峪”。将两本书的照片并排摆放，我感觉到时间在流淌。两个威廉在不同的年代站在了同一段长城上。我的那张是1987年独步长城时的自拍相。仔细比较这两张跨越近80载的照片，我发现盖洛身后的敌楼亭亭玉立，而我的身后却已经成了一片废墟。
　　这本《中国长城》是1989年一名英国女士听说了我在为《独步长城》做推广，在BBC广播电台上接受采访后送给我的。她还在给我的来信中说：“使用这本书可能已经为时太晚。”我知道她指的是把盖洛这本书作为我徒步长城的指南。
　　新的千禧年到来之际，我终于领悟到这本书来的正是时候。1999年12月31日午夜时分，我从长城脚下的农家院出发，在零下23摄氏度的寒冬腊月里，摸黑爬山，登上长城。一种宁静、深邃、神圣的情感笼罩着我。在快接近长城的时候，我看着一座座敌楼上的一个个箭窗，它们就像一双双眼睛注视着我。这些箭窗见证了1600 年、1700年、1800年和1900年。它们自然还会见证2000年，以及每个世纪给长城带来的变化。我作为一个个体，面对这些变化似乎无能为力。这时，我想到了威廉·盖洛的那本《中国长城》。我意识到威廉·盖洛见过的长城，他的文字记录和用图片定格下来的长城比我看到的、记录的和拍摄到的要更完整，或者说更伟大。因为在这些年间，自然力和人为作用对长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有的地段损毁严重，变得低矮；有的甚至损毁殆尽。这使我开始认识到老照片的价值所在。
　　其实自从收到威廉·盖洛的书之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收集长城老照片。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收藏了400多张，这里包括其他作者书里的长城老照片，还有从ebay竞拍到的单张老照片。这些长城老照片是我按图索骥，将过去长城的信息拿来对照并重新拍摄现在的长城，再详加对比的原始资料。这种古今长城对比的方法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力，更能在长城保护方面提出警示，提供启迪。
　　从2003年到2009年， 我踏寻了100多个地方，感受到了跨越一个世纪的变化。时常有当地的“知情者”对一些图片的拍摄地点、摄影者姓名、长城变化的原因等给出一些答案，但大部分都是一无所获。似乎人们对这些发生在长城身上的变化已经麻木不仁，并且事不关己，却总是将矛头指向他人。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2014年9月号）

原文链接：http://www.nationalgeographic.com.cn/the_magazine/main_themes/6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