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彼得·海斯勒 PETER HESSLER
摄影：阿纳斯塔西娅·泰勒-林德 ANASTASIA TAYLOR-LIND
翻译：朱珊


　　长江江底的手机信号非常好，但并没几个人知道这一情况，而黄德建是其中之一。他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馆长，这天他的手机在水下40米的地方响个不停。这座博物馆是涪陵最奇异的景点——游客通过套在钢制管道中一条90米长的电梯进入博物馆，这钢管就像浸入浑浊江水中的一根巨大吸管。
　　“这是三峡地区造价最高的一座博物馆。”黄德建说着又去接电话了。手机铃声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急切地重复着“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我上次见到黄德建的时候，这里还全是旱地，这座价值3400万美元的博物馆还不存在，下游450公里外的三峡大坝当时还在建设施工。我于1996年到1998年间住在涪陵，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当地一所专科院校教书。涪陵那时约有20万人口，按照中国标准算是小城市。尽管人们不常议论，大多数人还是强烈支持建设大坝的。大坝计划于2009年竣工，在这片正在发生诸多变化的土地上，这一期限显得似乎遥不可及。中国的改革时代始于1978年，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由市场的概念才开始在涪陵这样的小城市产生重要影响。当地人要应对势不可挡的改变：政府不再负责分配工作，住房突然之间开始私有化。
　　那时候的白鹤梁给了我一种看待时间的不同视角。那一带砂岩只有在冬季水位下降的时候才会露出来。古时候，枯水期对于船夫而言是很危险的，于是有人在白鹤梁的侧壁上雕刻了两条石鱼作为测量标记，这样领航员就可以预测到水流中的急流和浅滩。
　　当地人将石鱼和好运气联系起来，因而每年石鱼浮出水面时在旁边进行题刻已成为一种传统。最早的题刻可以追溯到唐代，公元763年，砂岩表面最终刻满了3万多个汉字。其书法令人称奇，而所刻文字有着叠句的韵律：“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
　　20世纪90年代，白鹤梁的门票是三元钱，约合35美分，其中还包括乘坐一趟舢板的船票钱，舢板摇摇晃晃，由淡季赋闲的渔夫驾驶。黄德建曾经在白鹤梁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上裹着一件军大衣。他会记录水位，还会讲述许多有关那些最著名题刻的故事。我上次来此是1998年1月30日，当时长江水位比公元763年首次记录时高出了5厘米。1235年间的5厘米变化——将改革时代的变迁放在了一个新视野中。
　　在江上，时光以另一种方式流转。即便江岸上的生活沿着历史进步的轨迹直线前进，长江依然循环往复运动。每年，自然界的时间和人类社会的时间在白鹤梁上相交。江水退去，题刻显现，题记和日期整齐地排列在巨石之上。随后，春雪融水来临，水位上涨，所有的历史遗迹重又淹没在永恒的江水之下。
　　如今大坝已经合龙，长江水位再不会降至接近从前的水平。为了抵御水库的高水位压力，涪陵周围修筑起超过4公里长、60多米高的堤坝。白鹤梁博物馆就建在这堵巨大的水泥墙中。今天，黄德建带我来到水下参观回廊，回廊上的舷窗正对着没入水中的白鹤梁。这种景象仿佛梦境：我可以辨认出那些曾经驻足过的地方和触摸过的题刻。但即使是熟悉的文字似乎也有了新的意义：“中流砥柱”、“川流不息”。如今位于水下40米深处的这些题刻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我问黄德建有没有感到过一丝失落，他笑了笑。黄德建坐在江中冰冷巨石上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他也不再穿那件军大衣，如今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灰色西装。他不光要处理不断打进来的电话，还要在来访的我和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之间周旋。他对我说：“埃及修建阿斯旺水坝时没法做到这些。”他指的是埃及当局只能在遗迹被淹没前将其迁走。“这使我感到很骄傲。来到这里我不会感到失落，我觉得这是一种成功。我们既建设了三峡大坝，又成功地保护了白鹤梁。”随后，黄德建转向摄制组，这时他的手机又响起了现代叠句：“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涪陵地处长江和乌江交汇处，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里孤立而沉寂，既没有公路也没有铁路，乘坐长江渡轮到达最近的大城市重庆需要七个小时。人们从没见过外国人——我如果在城里吃午饭，经常会引来30个围观者。整座城市只有一部电梯、一家夜总会，没有交通信号灯。我认识的人里面没人拥有汽车。大学里只有两个人拥有手机，而且人人都可以告诉你手机的主人是谁：大学里的党委书记，以及率先投身私营企业的一位美术老师。
　　（欲知完整故事，请阅读《华夏地理》2013年３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