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西郊大觉寺北侧有一碑状塔铭（就是墓碑），曾经去过数次，没有细细观看碑文，也就没有很关注。
曾经搜索过，最权威的的说是大觉寺“大通法王智光”大师灵塔碑，还引经据典，确实研究很深。但是博主对此持不同意见。
首先那位很权威的文章最大漏洞就是没有细看碑文，然后根据碑文寻找论据。
第一从碑额题字“圆寂僧录左街讲经兼赐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塔铭”（注：那个权威的解释拉掉一个“赐”字）文字就可说明，此人是国家“僧禄司”公务员，官职是“左街讲经”；皇上赐于兼职是“弘仁开山，掌秘密教禅牒大禅师”。
说白了就是现在佛协负责讲经和印经的官员，同时兼着弘仁寺的掌门和印制佛教经典的出家人。
大师简历：法号“忍吉祥”（在京外籍出家人不少都有汉姓，在后加上吉祥两字，这在《敕建西竺寺重修记》中有记载），“禅师系安南国（笔者注：越南古称安南国，碑文为交南国应是笔误）望族梵名禅牒室哩唐言忍吉祥，其父母居北京，XXXX申年七月初七。自幼非凡，甫七岁送入能仁寺出家.....”，在任时“...西天字大般若经两部共该一千二百....”，其圆寂在“成化八年（1472年）X月初七XX坐化，寿五十有七”，葬于“癸巳（1473年）仲春”（智光大师生于至正八年（1348年），如是他那可是120多岁啊，碑文说其只有57岁）“建塔于西竺寺之右矣”。其圆寂后的封号为“国融妙慧净觉弘济辅国X范术教历顶西天佛子广善大国师”（根据碑文此处不一定准确）。
其圆寂后“上嗟悼，赐白金X两，遣中官X而荼毗日火X五色舍利”。
碑文撰文：“讲经兼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播扬道深撰文”
书
丹：“帝敕旨赐习读书南吴孙添济书丹”
篆
盖：“资善大夫正治上卿礼部尚书兼侍经筵古杭邹幹篆盖”
后有赞文：金天梵教 秘密正X 祖板的达
昔彼弘隆亲得实受 大通法王 XXXX 曰忍吉祥 方期在世 遂尔示X 寿享春秋五十有七 旸台山下 西竺之原 XXXX
立塔祗垣......
落款：大明成化九年四月初八日都刚哑而耶室里衣钵阿难荅发得啰等立石
碑文中赞词中虽有“大通法王”的称呼，但是并不是大觉寺的“大通法王智光”，智光时代还没有西竺寺，但是有塔，也有塔铭，但是塔铭是建安杨公和南阳李公所撰，而并非“道深”所撰。另外《敕建西竺寺重修记》碑记载“大通法王智光”是宣德十年（1435年）圆寂，而“忍吉祥这位大通法王”是1472年圆寂。“智光”圆寂后为纪念他才敕建了西竺寺。所以此塔铭碑不会是“大通法王智光”的。
为何说其是“甘肃张掖弘仁寺开山”？张掖大佛寺建于晋，明代重建时改名“弘仁寺”，据张掖大佛寺记载：“明代张掖大佛寺在佛教经籍入藏方面，尤其展示出它日臻辉煌的景象。早在永乐年间大佛寺重建之后，便有珍贵的官版佛曲及少许姑苏坊刻本佛经入藏，明英宗正统五年
(公元1440年)，专供颁赐各名山大寺之用的《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刻版印刷于北京告成。随之，钦差讲经兼赐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道深即至张掖，负责陆续运来佛经的移交、讲授及管理事宜，这部收经1621部、6361卷，分作636函的三藏圣典从正统六年陆续驮运至正统十年才全部运至张掖”。这里提到了道深开山祖师，并且负责《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的运送移交事物，应该和弘仁寺开山“忍吉祥”熟悉的，所以“忍吉祥”圆寂后“讲经兼宝藏开山圆融显密宗师播扬
道深撰文”纪念之。
最后是“忍吉祥”为何葬此？博主认为：此处是西竺寺塔院，西竺寺本来就是外籍出家人为主的寺庙，“忍吉祥”本是安南国人，又在北京供职，所以葬此也就顺理成章了。
此碑的价值所在：
一是此碑是明代为一位外籍出家大师而立的塔铭碑；
二是墓主人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不小；
三是三位朝廷大员为其撰文、书丹和篆盖；
四是进一步确定北京金山宝藏寺是西域人道深创建；
五是说明西竺寺是以为外籍僧人为主的寺院；
六是证明此处乃西竺寺塔院（大通法王 曰忍吉祥
西竺之原立塔祗垣）。
又是独家之言，而且否定了原来号称权威的说法。还望有识之人探讨。
下回再说西竺寺遗址和《敕建西竺寺重修记》。
附“秘密教”：明代皇帝尤其迷恋藏传佛教中的“秘密教”，很多出家人“以秘密教得幸，并封法王”，“其次为西天佛子，授大国师、国师、禅师不可胜计”。所谓“秘密教”，据万历时人沈德符说，就是流行于元代宫廷的“演揲儿法”，即房中术，“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武宗迷恋“秘密教”更甚，整日与藏僧混处狎昵于豹房中。
几年前拍的和现在比对，碑后有灵塔数座，现在面目全非，石碑被毁：
2012年冬季石碑被推倒，一个文物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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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25 14: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