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陕南小镇尘肺病死亡潮调查
(2011-11-23 13: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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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记者
因为打工经济植下的隐患，尘肺病死亡潮在陕西南部一个偏僻的小镇爆发，一年之内有10余名矿工死亡，背后是数百名感染者。这个小镇在山西金矿劳务中占有特殊地位，它的尘肺病爆发揭开了山西矿业尘肺病危机的帷幕
10月12日，出院回家的当天晚上，林志学的肺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没能再吸入。他近乎平静地闭上了眼睛，没有仪器监测他肺中的嘶嘶声。
半个月以来，林志学倚在广佛镇医院的病床上，一个氧气瓶的容量，限定了他半个月的存活长度。由于躺着肺里憋闷，林志学不得不时时坐起来，尽管他没有坐起来的力气。在夜里，他没有一分钟能够入睡。
弟弟林志兵没有得到这份幸运或折磨，一周前，他在这间罗家院子的土屋里去世，死因是和林志学一样的尘肺，以及并发的肺结核。由于没有成家留后人，他也没有享受哥哥得到的一夜丧鼓。
10月7日，是邹春胜圆坟的日子，邹是广佛镇闹阳坪村六组村民，半个月前在自家阁楼上停止呼吸。
两个月之前，广佛镇塘坊村村民丁国辉在县医院死去，死时不到四十岁。
三个月之前，广佛镇松河村村民刘仕兵因对病情绝望，在西安医院里上吊死亡。
两年以来，广佛镇有十几位村民先后如此死去，病因是一个：尘肺。死亡的频率从今年急骤加速。
在死者背后，是数百位尘肺病患者。仅在原松河乡分出的松河和闹阳坪两个村，报得出名姓的尘肺病患者已有一百几十人，多数是二期以上的中重度患者。村民说，林家兄弟身后的近期候补者，可以坐满两席。
一旦病情发展到二期，当事人就丧失了一切劳动能力。在缺乏有效治疗手段、经济能力缺乏和维权无门的困境之下，重症患者的唯一前景是等待死亡。
这些人在患病之前，都曾有一个相同的身份：炮工。多数人病情的发现，是在山西或者甘肃的矿井中。
山西矿业因为“血煤”受人诟病，“尘矿”的阴影却长期潜伏。庞大的山西矿业尘肺病工人群体尚未受关注，它很可能成为矿难之后山西矿业的二次危机。
陕籍矿工是山西省矿工群体中的佼佼者。大巴山深处的广佛镇，由于特殊的渊源，在繁峙矿难发生前后，占据山西金矿劳务的特殊地位。这个无名小镇上发生的尘肺死亡潮，可能正在掀开山西矿业尘肺病危机的帷幕。
艰难的死亡
谢有前的胸口上方有一个洞。
这是四十多天以前在县医院抽气胸留下的。由于呼吸困难引发的长期咳嗽咳破了肺叶，气体积在胸腔中，需要打洞插管子抽出，这也是县医院治疗的主要内容。
去年下年，谢有前在陕西铜川矿务局医院洗了肺，洗肺之后“眼睛都是红的”。坐在观察室里，他想到了留下遗言。洗肺之后感觉舒畅了两个月，但随之肺部变得敏感，带来了感冒和长期咳嗽，造成了他今天胸腔上的洞口。
因为不能再干任何劳动，他回到了山上的土屋里。寻常的几步上坡路，就会让他感到肺里的气不够用。
但他相比起来仍旧是幸运的。和他一块去铜川洗肺的柯老幺（大名柯尊玉，广佛镇罗家院子村民）今年5月已经死去。柯尊玉在和哥哥合住的亲戚家一间土屋里过世，死前的十天他不能从床上下来，夜里常常说心里难受，发烧，要喝水，一晚上要喝一热水瓶。死后剩下一大包从村医处开回来的药，被哥哥扔进了河里。
对于尘肺病，眼下洗肺是唯一积极的治疗手段。广佛镇很多病人到铜川去洗过肺。但是对于二期晚期以后的病人来说，洗肺无效且易导致死亡。罗家院子村的王祖成，是尘肺病并发结核加上肺气肿，铜川医院拒绝为其洗肺，只能回到平利县住院，县医院也拒收，说没有治疗设备，只好回到广佛镇住院，托了熟人才住进去。镇医院只能为其消炎，没有抽气的设备，又建议他去县医院或者西安。
记者在县医院病床上见到了三位尘肺病人，其中两位来自广佛镇松河村，他们的日常治疗也只是消炎治感冒，以及病情加重后的吸氧。在这个医院中，家住闹阳坪村5组的尘肺病人李元国，今年5月在医院厕所里吐血身亡，鲜血积满了便槽。该院住院医生承认，他们只是消炎，没有治疗尘肺病的能力。
病人发展到吸氧阶段，完全只能靠氧气瓶维持生命，医院一般是在适当的时候，告诉家属拔管送病人回家，等待死亡。林志学即是在妻子从广东赶回后拔管回家死去的。
林志学是在山西金矿里发病的，此前，他在山西繁峙县干了10余年炮工。炮工负责打钻和爆破，属于技术活，工资比普通工人高出一倍。但打钻时浓烈的粉尘却埋下了祸害。根据多位尘肺病矿工的描述，在“打干眼”（无水钻探）的情况下，粉尘浓密到矿工看不到自己脚的程度。狭窄的巷道，使粉尘长期聚积难以消散。而矿工们没有任何防护设备，连口罩也没有配备，偶尔捂一条湿毛巾。这样浓密的粉尘，甚至可以在几个月内造成不可逆转的尘肺。而这些发病的矿工，却大都在煤矿和金矿上累积干了多年。
近两年来，尘肺病露头之后，多数矿井改用了打水眼，但是在一些私采的矿洞，由于抽水的条件不足，打干眼的情形仍旧存在。广佛镇冯家梁村1组的村民顾安银，4年以来在冯家梁煤矿10井当炮工，一直是打干眼，钻机一响一米内见不到人，终究导致他患上尘肺。
对于不是炮工的工人来说，同样可能感染上尘肺病。松河村民李从有是山西繁峙县金矿的出渣工。工头由于赶时间，要求渣工们在放炮后烟尘未散时进入工作面，尘灰和有毒的炮烟一起损害了他的肺，使他感染上了尘肺并发结核。
由于对尘肺病一无所知，多数矿工都是在感到长期乏力、感冒不愈的情形下查出病情的。很多人最初被诊断为肺炎、胸膜炎、结核等，一边治疗一边仍下井劳动，一旦确诊都到了不可逆转的阶段。
由于多数矿工害怕因查出尘肺失去工作，不愿意检查，各地矿方也没有进行排查，眼下确诊尘肺的人数，只是总数的一小部分。以进行了排查的广佛镇冯家梁煤矿为例，全煤矿50位炮工中，22人确诊有尘肺病，其余多数人均检查出肺部纹理增生。这些炮工多数以前也曾经在外地下矿。
由于煤层常含有水分，煤矿的情况要好于金矿。就一位业内人士称，只要多年下井的矿工，90%以上会有不同程度的尘肺，更大的尘肺病爆发和死亡潮还没有到来。
生死贫困
一间破旧的土屋，隐藏在广佛镇李家坝村街道的楼房深处，大门虚掩，黎远香独自卧病在床。不打开里屋的门，会误以为这里已无住人。
今年32岁的黎远香体弱多病，眼下已经持续感冒3天。卧床的她仍然要自己强撑下地买菜，为放小学回来的小孩做饭。三年前，她的丈夫付作能在这张床上因尘肺去世了。
付作能是松河村民， 14岁出门打工，在山西繁峙县金矿干了多年炮工。2007年在东北的铁矿发现尘肺病。发病之后，付作能先后在北京、安康、广佛镇住院，还按照广告四处订药，到死亡之时，已经花去了四——五万元，“以前攒的钱都花光了”。付作能失去劳动力之后，为了照顾他治病，原在外地打工的黎远香也失去了工作。
黎远香和付作能是怀着对爱情和明天的期待“裸婚”的，小孩上学后他们在学校附近租房住。付作能去世之后，哥嫂可怜黎远香母子无处栖身，凑钱借给黎远香买了这座只值一万多元的烂房子住，黎远香因此欠下了外债。没有收入和长期患病，使她头上的债务不断在增多，低保的待遇也未到手。多病和孩子的拖累，使黎远香至今没有再找伴侣，以前供养的老人也被迫由付的兄弟负担。
付作能这样的治疗花费，在广佛镇尘肺病人中是普遍的。松河村民李从林的儿子李仁平四年前因尘肺病去世，此前曾辗转北京、上海、西安、湖北十堰、安康、平利中医院和广佛医院治病，其中在安康人民医院17天的治疗花费3万多。去世之时，李仁平自己积攒的近8万元花销净尽，李丛林又四处借贷了近5万元，“借债一直到今年才还清。”
多数尘肺病人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但他们的治疗花费一般也在数万元，其中洗肺的成本一次即在万元以上。矿工刘仕兵有四个孩子，最大的只有10余岁，尚需供养老人。治病花去数万元之后，他由于不愿连累家人，在医院厕所里上吊自尽。刘仕兵死后，原住的土房子转给了亲戚，仅余一间，妻子带着四个孩子在广佛镇上做布鞋卖维生，老人自己爬生活。林志学兄弟的接踵去世，则使得这个有多位老人和残疾人的家庭失去了起码的维持能力，两人的丧事由村里负责操持。
在大陆尘肺病日渐爆发的现实下，虽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却因为矿工的“病急乱投医”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数位广佛镇尘肺矿工都提到曾在北京的某家民营医院接受治疗，且曾根据媒体上的广告购买药物，却无甚效果。不管是在官方或者民营医院治疗，费用都很高昂。
对于那些仍在生存的尘肺病人来说，他们身受着失去劳动能力、无法挣钱养家和高额医疗费的双重夹逼。广佛镇冯家梁村的谌启东，2009年在广佛镇街附近买了房子，却由于治疗尘肺病不得不卖掉，妻子为维持生活到县砖厂打工烧砖。最近由于无处借债，他放弃了治疗，住在县砖厂的职工宿舍里，病势日渐沉重。他们的家属，则处于延续亲人性命和陷入债务深渊的艰难抉择之中。
由于这些尘肺病人均处壮年，是当地的主要劳动力，以前亦是劳务收入的主要来源，他们的患病不仅造成一个个家庭的返贫，还直接干扰了当地的扶贫和经济发展规划。死去的尘肺病人李元国，父母为其花费近5万元。家住滑坡地带的李家，已被列入地质灾害整治搬迁规划，却因经济困境而难以挪动。蔡孝义担心，尘肺病人如果广泛爆发，村里的扶贫搬迁即受沉重影响。政府补助林家起新房的计划，即由于林志学兄弟的连续患病搁浅。
对于这些矿工来说，由于没有别的技能，即使已经确诊尘肺病，只要还能干活，不少人仍然选择继续下井，直到最后被矿方拒绝。而他们的下一代，仍旧远赴山西甘肃河北等地下矿，或在本地的煤矿就业。平利县人事劳动社保局副局长王建春说，这些矿工发现尘肺后，甚至在工种上的选择余地亦不多。邹春胜的坟圆好后，他的两个成年的孩子当天就出门下矿，他的妻子此前在山西一所金矿里做饭，由于家中无收入，考虑不久之后再去。
维权梗阻
4年前，李仁平在山西繁峙县的金矿上发现尘肺病后，去找工头要求赔偿，差点遭到一顿殴打。工头说，你挣了钱还想赖矿上，考虑到你在矿山干得久，老板又是乡亲，才放过你。
绝大多数矿工在查出尘肺病之后，都没有想到去找矿老板赔偿。林志学的妻子文清香说，丈夫能在矿上干，是老板的照顾，不好提赔偿的事。林志学的岳母称，村支书蔡孝义协调矿老板拿了几千块钱。蔡孝义说，由于在山西包矿的几个老板是本村人，他以个人情面说服他们为林家捐助了一些钱，并不是赔偿的性质。
谢有前的想法则是，自己在不少矿上都干过，说不清是在哪里得上的，不好去找最后下矿的老板。这代表了多数矿工的想法，在多年的打工生涯中，他们在众多矿井和矿老板手下辗转。矿老板们也抱有这种想法。一位紫金矿业山西金矿的股东说，虽然他很同情该矿查出尘肺病的矿工，但并不能认定矿工是在眼下的紫金矿业得的病。
但事实上，矿工们等于自行放弃了法定的权利。大陆《职业病防治法》第53条规定，工人没有办理工伤保险的，发现工伤由最后用人单位承担责任。
实际上，就算矿工们认识到了这条法定的权利，他们的维权仍旧面临多重障碍。其中最困难的是劳动关系认定和尘肺病鉴定。虽然眼下县以上各级医院均有检查出尘肺病的设备，权威的鉴定却需要经由用人单位申请在指定的医院进行。
冯家梁村八组村民陈忠兴，去年在地处繁峙县的紫金矿业下属金矿检查出尘肺病，他试图向矿方索赔，并在繁峙当地聘请了律师。矿方口头承认他在矿上打工的事实，却不肯出示劳动关系证明，因此陈忠兴得不到繁峙县劳动局的介入仲裁，亦无法经官方检验确诊其尘肺病。在山西打官司花掉上万元之后，陈忠兴难以为继。
谌赞凯被视为广佛镇尘肺矿工维权第一人。为了确认劳动关系，他几乎走完了一整套程序。谌赞凯早年曾在山西打工，2009年他在冯家梁煤矿做炮工，年底在县医院检查出尘肺病。2010年9月份，他找到了煤矿老板汪民富要求补偿，汪称谌不可能是在他矿上得的尘肺，可以打官司。谌赞凯了解了有关法律后，找到县劳动局，劳动局称需要安康市疾控中心的诊断证明。谌去安康市疾控中心确诊，中心称要用人单位开证明。谌返回找劳动局申请仲裁认定劳动关系，劳动仲裁委员会开过庭却不做结论。45天仲裁期限过后，谌赞凯向法院起诉。2010年旧历年底递诉状，到2011年六月份，谌赞凯拿到了民事判决书，判定劳动关系成立。
当月21日，谌赞凯拿着法院的判决再赴安康市疾控中心，中心受理了检验申请，一个月满后出具了工伤鉴定，谌赞凯为“煤工肺尘二期，肺功能轻度损伤”。谌持此鉴定回县找劳动局申请工伤鉴定，得到了受理，7月22日下发了认定工伤决定书。但谌赞凯仍需要去安康市劳动局做劳动能力鉴定，这份鉴定至今仍未出具。拿到鉴定之后，谌赞凯仍需找劳动局进行最终的劳动仲裁，确定煤矿的补偿标准。
谌赞凯感叹，这样漫长的维权过程，体力、时间和金钱缺一不可，他为“打官司”已花去近万元，只期待自己不要倒在维权路上。有关部门的每一次裁决，都撑满了法律时限。矿工们选择放弃维权，一个主要因素也是没有精力、时间和能力。“一得病，只顾着治病，哪有功夫去打官司”。重度尘肺病人贺军的妻子说。一些矿老板往往是当地巨富，担任县、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这使得矿工在选择维权道路时多了一层疑忌，有关部门对法律时限的穷尽似乎又印证了这一点。王建春也承认，矿工在维权中要想证明劳动关系和获得工伤鉴定面临实际困难。为此他们将进行整改，在本县煤矿中全面补签劳动合同。
即使是确凿无误的劳动关系，也不意味着能顺利得到补偿。吕友林三兄弟在吕家湾煤矿上干了5年，去年查出了尘肺，却由于煤矿在最近转手而无人负责，为了迫使原矿老板出面，吕友林等人堵住了煤矿道路，被派出所拘留3天。10号井的顾安银等人签有劳动合同，但因为没有市疾控中心的尘肺病鉴定，被劳动局和经贸局互相推脱，不得不坐在经贸局不走。
由于找到矿方的尘肺病人越来越多，冯家梁煤矿为防患于未然，于今年7月份组织了尘肺病排查，对于眼下查出轻微尘肺病或肺部纹理增生的，要求与矿方签订保密协议，若以后发病，矿方免责，否则不能继续上班。这份协议被部分矿工接受，但被多数人拒绝，矿工陈忠海患有轻度尘肺，考虑之下他拒绝了签约，原因是“如果将来国家有补偿政策，我岂不是被老板装进去了？”
实际上，即使是部分矿老板，也患有尘肺。当初他们也有过或长或短的下井经历。一名承包金矿的老板坦承，他本人一年前检查出尘肺病，而他的叔叔也死于此症。由于经济条件好，数名老板去过秦皇岛或者铜川医院进行洗肺治疗。但对于尘肺矿工的维权要求，他们忧心忡忡。《职业病防治法》53条尤其像一块巨石压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陷入了既要面对发病矿工索赔，又不敢排查现有矿工，同时又担心这些人在将来某天发病索赔的危险。他们的唯一方式只能是回避以及在矿工维权路上重重设限。
一位熟知内情的山西金矿从业人士说，矿老板并不是煤矿、金矿开采中最大的获利者，经过了数轮整顿，他们的包矿成本高昂，财富没有外界传说中那样丰厚。矿业利润的最大头被国家拿走。尤其是中小包工头，他们实际上难以单方面应对尘肺病的爆发。一位小溪沟煤矿的包头，检查出了尘肺，却顾不得治，又过山西去包矿。
紫金矿业山西省金矿曾经做出过单笔尘肺病补偿，金额23万元，谌赞凯、陈忠兴等人正是从这个例子上得到了鼓励。但一旦面对大批的索赔者，矿老板们显然实力不足。
这位人士认为，仅靠“第三方责任”强制解决不了问题，国家应该出面组织由财政、国有大矿、承包者以及社会捐助组成的多方基金，来应付爆发的尘肺病危机。实际上，这种例子已在甘肃古浪等地出现。对于矿老板们来说，如果必须直面尘肺索赔危机，这是他们最能接受的方式。
兴盛危机
尘肺病起于矿业大省山西，却在大山深处的广佛镇集中爆发不是偶然。
陕西是劳务输出大省，90年代以来，在山西矿井的数十万劳工中，陕籍矿工是其主力。在繁峙矿难以前的山西矿业“战国时代”，陕西矿工凭着吃苦和抱团，在与云贵籍矿工的争夺中逐渐取得优势，占据了在山西金矿劳务领域的主导地位，多数充当较有技术含量的炮工或管理者。陕西籍工头在劳工金字塔中占据顶端地位，并转化为后来的矿老板。
广佛镇下辖的原松河乡，是2002年繁峙矿难之前繁峙第一包工头金国宗的家乡。业内人士回忆，当时繁峙县义兴寨黑口子云集，矿工总数达到3万多人，陕籍矿工超过一万人，而金国宗是这些矿工的总工头。繁峙矿难的媒体报道中，曾隐约提及金国宗的角色。金国宗最著名的事迹是带领陕籍工人赶走了云南工头赵匡胤（音）和他的云南人马，夺取了繁峙县另一座金矿。
金国宗发达的过程中，松河乡亲们多跟随他出门打工，这直观地解释了眼下尘肺病爆发在松河最为严重的原因。记者接触的多位尘肺病患者，都是当初跟着金国宗的人马出门下矿的。
繁峙矿难引发国家整顿之后，陕籍矿工流散四方，遍及山西、甘肃、河北的煤矿和金矿。金国宗及其手下的工头随着私人入股政策放开转化成矿老板，随着越来越严格的山西矿业整顿转战甘肃或陕西家乡，带动矿工的流徙，使得广佛镇的另一部分尘肺病工人是在本地矿井中发病。
尘肺病爆发之际，县域经济思路亦面临检讨。平利县当年鼓励打工经济，扶持老板外出包矿，在快速致富的同时埋下了隐患。近年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并没有改变当地“打工、包矿经济”的核心模式。一个矿工成功的道路是变为矿老板，而矿老板亏损后也可能转身为矿工，这成为当地认同的事业模式。
在打工经济的繁盛背后，已经付出了众多生命代价。松河乡老人甘启万曾统计，松河的矿难死亡者至06年已超过130余人。由于矿难使家属得到补偿，这些人命的代价被掩蔽在繁荣的背后。而如今，尘肺病的死亡和贫困阴影，成为这种发展需要兑现的更大代价。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对于尘肺病爆发的危机，平利县政府尚未有所掌握，分管劳动的常务副县长邱志华称，对此现象他尚不知情，没有接到下面的汇报。得到记者通报之后，县政府召开了紧急会议，布置全县检查和整改。对于帮助矿工出省维权，人事劳动社保局局长王绩双做了积极表态。但事实上，由于这些出省的矿工多半是在本地矿老板承包的井下干活，政府亦投鼠忌器。
王建春坦承面临两难处境：尘肺病危机必需应对，但一旦公开，矿老板无力面对众多索赔的尘肺工人，责任必将落到政府头上，而一个小县的财政必将无力承受。“外松内紧”的摸底，是眼下一种权宜的选择。
附：广佛镇尘肺病患者死亡名单（部分）
人名
李仁平
付作能
赵长陆
李宗友
甘启全
刘仕兵
柯尊玉
李元国
陈庆友
丁国晖
邹春胜
林志兵
林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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