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医院似乎是紧靠街的几个门面,一些淡色的房间里人们来去,虽然是病人却显得随意,一个年轻的医生正佝身给一个孩子打针,穿着白大褂,他就是院长。听了来意,他让我在另一间屋里等了一会,我担心这期间他改变主意。房子的墙壁似乎很薄,隔音效果不好,却并不喧闹或压抑,我发现这种感觉和屋子的颜色有关,它们都是我熟悉的淡色,一种小镇上的颜色,这种颜色使我安心,似乎淡化了禁令或疾病的力量。有院长头衔的陈连生过来了,自然地讲到了那天抢救黄副镇长的过程,他平静地说,那天接到镇办公室黄主任的紧急电话,赶到会议室,黄镇长倒在地上,刀已经拔出。他连忙采取了“一系列”救治措施:止血,人工呼吸,心脏按摩,给黄受伤的腰部缠上了一圈纱布。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过程,过后说,“黄镇长当时已没有生命体征。”他说,黄留了一小摊血,“不到400毫升吧”,因为凶手可能用的是不带血槽的刀,“平常人用的刀一般是不带血槽的”。他分析说,黄镇长应该死于突然袭击下动脉堵塞,血液向心脏的汇集引起窒息,而不是逐渐的衰竭,因此他赶到现场距案发不过五六分钟,而黄已没有生命体征,但他还是进行了规范的救护过程。
凶手呢?“凶手已经被人控制,刀被人拿下了,按在墙边一把椅子上。”以后警车和120差不多同时赶来,因为乡镇机构合并后,派出所在附近一个镇上,离这里有点路。我问他是否看见凶手被打什么的,他想了一下,说没有印象。
“我知道的大概就这些,总之我到时黄镇长已没有生命体征。”他仍然淡淡地微笑说。问他跟镇政府里的人熟不熟,他说因为紧挨着,又搞防疫什么的,还是比较熟,但死者他不熟悉,才来半年,为人“也没听见过什么不好的事。”
我留给他一张名片。他跟我握了握手,把名片收进抽屉,又去隔壁开处方了。我离开了这个白色墙壁、卫生知识宣传贴画和淡淡阳光的地方。墙壁上由于多次贴上和撕下宣传贴画,留有不少的纸条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