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千古名禅两儒僧——智圆与契嵩
(2016-08-07 18:27:54)
智圆（九七六─一○二二），俗姓徐（一作奚），钱塘（今杭州）人。自幼出家，曾从奉先源清受学天台教义，源清圆寂，遂往西湖孤山，「背修竹，面平湖」，筑间「陋室」居住下来，勤奋读书和著述（智圆《闲居编》卷十六）。本来他曾试图扶持和弘传天台教义，但因与知礼等人意见不合，被排斥在天台正统派之外，列入「山外」。他「学读内外」（吴遵路《闲居编．序》），拒不结交权贵，专志于修行治学。中年早逝，圆寂时仅四十七岁。
智圆自述所著「科、记、章、抄，凡得三十部，七十一卷」（《闲居编》卷十二）。志磐则记智圆著作有二十四部，一百二十九卷（《佛祖统纪》卷十、卷十八）。他的著述是宣扬儒佛渗透，「志在求同声」，但并非主张儒佛合流。晚年提出「宗儒为本」的见解。作为一个名僧，由「修身以儒」，到「宗儒为本」，可见其儒化的层次。智圆在《中庸子传》（上）写道：
非仲尼之教，则国无以治，家无以宁，身无以安。……国不治，家不宁，身不安，释氏之道，何由行哉？
他把以儒治国、治家、修身，作为佛教存在的前提条件。他说：「夫儒、释者，言异而理贯，莫不化民俾迁善远恶也。儒者，饰身之教，故谓之外典也；释者，修心之教，故谓之内典也。惟身与心，则内外别矣。蚩蚩生民，岂越乎身心哉？非吾二教，何以化之乎？」他主张儒佛合作，相互渗透、补充，功用相同，手段各异，儒释共为表里。所以，「修身以儒，修心以释」，不能「好儒以恶释，贵释以贱儒」（《闲居编》卷十九）。智圆提倡「中庸」，自号「中庸子」，即折衷儒释，表里两家之意。他把儒家的《中庸》和龙树的《中论》（或谓佛家的中道义）联系起来，沟通儒佛思想，是一大贡献。他在《闲居编．自序》中写道：「于讲佛经外，好读周、孔、扬、孟书，往往学为古文，以宗其道。」他著书为文时，不仅「宗儒为本」，「申明释氏」，而且旁涉老庄以助其说，这就更加合乎「中庸」之道了。智圆对儒学有一种宗教式的虔诚：「为文宗孔孟，开谈黜老庄」，「心将周孔师，日远扬墨游」；「或议一事，著一文，必宗于道，本于仁，惩乎恶，劝乎善」，以儒学为其准则（以上均见《闲居编》）。他作《中庸子传》尤在宋儒司马光之前。国学大师陈寅恪给予很高的评价，说智圆是宋代新儒学的「先觉」。这是很精辟的公允之论。智圆是由释入儒、引儒入佛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反映时代的特色。
契嵩（一○○七──一○七二），字仲灵，俗姓李，藤州（治镡津，今广西藤县）人。他是宋代佛教思想儒化，援儒入佛的另一典型人物。契嵩自幼出家，年十九游方各地，下江湘，陟衡庐。得法于筠州洞山之聪公，为云门宗的一代名禅。庆历（一○四一──一○四八）间入吴中，至钱塘灵隐，闭户著书（陈舜俞《镡津明教大师行业记》、志磐《佛祖统纪》）。他针对《北山录》，反对天台宗「二十四祖」之说，强调禅宗西天「二十八祖」为「正宗」、「定祖」，撰有《传法正宗记》九卷，《传法正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据宋人陈舜俞《行业记》载，契嵩「所著书自《定祖图》而下，谓之《嘉佑集》，又有《治平集》，凡百余卷，总六十有余万言」。后散佚。南宋绍兴（一一三一──一一六一）中，释怀悟辑其部分诗文，编为《镡津文集》二十卷传世（今传本为二十二卷）。契嵩于嘉佑辛丑（六年，一○六一）十二月六日，通过权知开封府王素，将《传法正宗纪》、《辅教编》等书上进仁宗。次年（一○六二）三月十七日，仁宗敕准书编入《大藏》，并赐号「明教大师」。其《定祖图》、《正宗纪》、《正宗论》等三书别存于释藏即在此年。
作为禅僧，契嵩在禅教两方面都具有传统的佛教思想，有自己的见解。而在沟通儒佛、援儒入佛方面，契嵩是佛教儒化的突出代表人物，堪谓一代儒僧。他自称「既治吾道，复探儒术，两有所得，则窃用文词发之」。他针对排佛之文而作《辅教篇》等许多论文和书信，极力阐明儒佛之道一贯，「儒释不可相非」，而应疏通融洽的观点。他从五个方面论证援儒入佛的主要观点，提倡儒佛合一论。第一，契嵩把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常」相等同。第二，他不厌其烦地反覆论证：儒佛同样有益于治道。他把「五戒」广而谓之「十善」。第三，契嵩极力宣扬佛、儒、百家「心同而迹异」。意在阐发天下不可无儒、无佛、无百家，而当相互贯通融会，即一佛儒、同百家。第四，他盛赞「中庸」，附会佛儒。现存《镡津文集》第四卷中，有《中庸解》五篇，均为阐发中庸之道的论文。他论中庸，致中和的理论，甚至比儒家更儒化。他神化中庸，说：「中庸之道也，静与天地同其理，动与四时合其运。……」认为中庸是「天下之至道」。他这样重视中庸，并非儒家「中庸」向佛教靠拢，而是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向儒家靠拢，援儒入佛。第五，大谈孝论。现存《镡津文集》第三卷，《辅教篇》下，有《孝论》十二篇。本来，按照儒家的观点，人子出家，何谈孝道！契嵩却大论其「孝」，说：「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把原不重视孝道的佛教说成是最尊重「孝道」。所以，「大孝也者，大戒之所先也。」「孝为戒先」，是契嵩论「孝」的重要命题。他据此发挥，用以「发明」佛教「大孝」的奥理，附会儒者之说。这正是他援儒入佛的典型表现。
通过上述五个方面的论证，其结论是：
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
故治世者，非儒不可也；治出世，非佛亦不可也。
契嵩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上说：「愿垂天下，使儒者儒之，佛者佛之，各以其法赞陛下之化治」。这表明契嵩所说的佛、儒两家，都是赞助帝治的「一法」。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佛教之所以长久不衰，盛行于世，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契嵩用他非常明确的「文词」，阐发其沟通儒佛，援儒入佛的用意，从而也提示了中国佛教的本质和特点。契嵩上仁宗皇帝《才言书》、《再上书》，上韩相公（韩琦）等当朝大官显要书启十二封，与当时知名儒释书启四十四封，以及其它杂著、诗文，都是围绕这个中心而展开，特点很突出（以上均引《镡津文集》）。
以上所述，智圆、契嵩儒佛融合、援儒入佛等思想，说明佛教中国化或者说宋代佛教儒化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哲理上融会贯通。佛教向儒家寻找释孔「同源」者，不止智圆、契嵩两人，可以说宋代佛教无论哪里一家都向儒靠拢。另一名僧惠洪说：「吾道比孔子，譬如掌与拳，展、握故（固）有异，要之手则然」（《礼嵩禅师塔诗》）。宋儒王禹偁说：「禅者，儒之旷达也」（《小畜集》卷十七）。司马光认为：佛，「西域之贤」者（司马光《文集》卷六十六）。两相对照，意蕴彰然。此为宋代佛教的一大特点，放射出灿烂的异彩。（杨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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