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王绍璠

　　在企业家们成为媒体聚焦灯下宠儿之时，王老师大喊“中国没有企业家”，总是显得有些“煞风景”。难怪许多所谓的“企业家”，都不太喜欢这疯老头子。王老师的确有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嗜好！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他的语言、他的思想，总让人出乎意外，轻则唏嘘不已，重则醍醐灌顶。

    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呢？中国究竟有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呢？王老师曾经改过一句名言，就是黑格尔那句“凡存在必合理”。王老师改为“凡存在必有理。”凡存在的必然有它的道理，但未必合理，合你的理，未必合我的理；合希特勒的理，全世界就会遭殃。所以，凡存在未必合理，但一定有理。有些人大谈特谈“中国有企业家”、“中国企业家如何、如何了不起”，自有他的道理，但也允许王某人大谈特谈“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他也有一番他的道理。

    就像学校的考试。有些学生及格了，就很满足；有些学生打个80分，就觉得相当不错了；有些学生得了90多分，仍然高兴不起来，因为没有得满分。究竟什么样的学生，才算好学生呢？又如高矮问题。有个人身高1.5米，站在一群小朋友之中，觉得自己挺高的；而站在成年人之中，又该如何呢？这个身高一米五的朋友，究竟算“高人”呢？还是“矮人”呢？其实一切都不能定，必须有个“标准”。没有标准，就无所谓好坏；没有标准，就无所谓高低；没有标准，甚至都无所谓“有无”。一切道理，都是相对标准而言的。

    说到中国“有无企业家”的问题，也是如此。标准不同，答案不同。有些人标准订得低，自然发现中国不仅有企业家，而且有无数的企业家，甚至不乏非常优秀的企业家。而有些人标准订得高，却往往发现没有几个企业家。如果标准再高点，甚至一个也没有。记得有一次王老师演讲，讲到“中国没有企业家”，下面许多听众不服气。于是，王老师改讲“中国没有一个像稻盛和夫一样的企业家”，下面就没有人说话了。笔者有时也纳闷，王老师的道理其实并不高深，为什么许多人就是不理解呢？譬如说，中国企业家们在自己家里比，觉得自己挺高的，为什么不在国际舞台上比比看呢？

    王老师对企业家的要求是很高的。他曾借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福泽渝吉对实业家的标准，给出了他自己关于企业家的标准。企业家要有四个标准：其一，要有思想家的头脑；其二，要有回归社会的愿景和行动；三，要有具足东西方文化的底蕴和方法；四，要有四十五岁时的身体健康和五十九岁时的心理健康。对照这个标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王老师所谓“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的真正内涵。照此标准，中国就算有真正的企业家，也寥若晨星了。

    王老师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并不表示他蔑视中国的企业家。恰恰相反，他“骂”企业家，正说明他重视企业家，对企业家有更高的要求。有一次讲课，学生质疑“难道张瑞敏也不能算真正的企业家吗？”王老师的回答语出惊人，他说“当青岛还有妓女、还有污染，他就不算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就普通逻辑而言，这样的回答，是无法让人接受的。许多人认为王老头真是疯子，哪有这样要求企业家的。但王老师就是这样要求。我在前文提到过王老师的“凡存在必有理。”我们认真想想，王老师的回答，是否也有他的道理呢？

    王老师对企业家，多少有些鲁迅先生的风骨和情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老师期待中国企业家干什么呢？他在禅堂里常常讲这么一句话：“好样的，给我出家；好样的，给我入党；好样的，给我当企业家。”三个“好样的”，企业家就是其中之一啊。更有甚者，王老师还讲过，“企业家，应该救国、救民、救党，担负起社会的责任”。虽说是禅话，却也透露出老人家对企业家的殷切期盼。如此企业家，若非大慈悲者、大智慧者、大承当者，何以能如此？！所以，王老师不期望现在就有这样的企业家，他希望在他和一代人的努力下，二十年后，中国能成长出如此“大”的、“真”的企业家。（黄东涛）

　　刚刚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一些富有的中国企业家，在玩够了游艇这些娱乐之后，又在寻找新的刺激，玩上了私人飞机。

　　企业家也是人，自然也有人的娱乐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在富有了之后，一心只是想到个人的享受，而且认为企业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为了个人积累财富，那恐怕就离真正企业家的要求就太远了。

　　王老师特别要求中国的企业家要承当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从某个角度说，当今社会是一个经济社会，企业在社会上占据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是引领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而企业家的素质，又是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来说，对中国企业家的要求，再怎么高，也不过分。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家，对自己的要求再怎么高，也不过分。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也是从中国文化背景来说。作为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群体，势必应该有着中国文化的优秀底蕴，象欧美优秀企业家有西方文化的底蕴、日本优秀企业家有日本文化底蕴一样。但是，在当今中国企业家身上，难以找到那种不为个人所图、而有发自内心兼善天下的精神。

　　中国有无数老百姓是企业员工，但是我们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不高，整个社会秩序也不如人意。这种现状，与广大企业难道没有关系吗？与企业领导人的领导没有关系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何况是有重要影响力的企业家。严格来说，企业是有责任培养更加优秀的员工，从而整体提升社会秩序和道德现状的。听说日本员工晚上陪客人喝酒吃饭，会把身上的公司卡片摘下来，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回答说，万一喝酒后失态了，别人也不知道他是某某公司的，就不会为公司丢脸。这里就能感觉到日本企业对员工素质的影响。

　　在中国企业家，有一股很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总是能看到一些大企业的领导人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炫耀自己的成功经历，似乎整个企业的成功，就是他们个人的功劳，广大员工的付出似乎没有什么价值。而在日本和欧洲，大企业的领导者往往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笔者在德国做记者期间，就发现大众、奔驰、西门子这些跨国大公司的领导人，没有象中国企业领导人这么爱抛头露面、炫耀个人经历的。他们是把自己看做企业的一份子而已，这种谦虚的精神，才是一个真正企业家该有的素质。日本的企业家，也是如此。

　　也有的中国企业家，在取得一定经营成就之后，不再在社会责任领域更进一步，注意力还是只在自己身上，例如有的房地产商就把登山这样的行动作为人生价值的所在。征服高山能展现一个人的些许勇气，但是在当今中国在在很多方面仍旧需要进步和完善的时候，这种做法显得就有些矫情。一个企业壮大了，正是更深入更广泛地发挥社会责任的时候，当今的中国，是有抱负有成就的企业家大有可为、大有可承当的时候。比如通过自身企业的倡导和投入，使中国房地产业更加以人为本，更加广大地利益民众；通过企业的努力，为社区和国家提供更多的社区服务；等等。而这种担当，需要比登山要多得多的勇气和毅力。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或者没有这样的认识，或者认识到了也懒得去行动。

　　而在近代中国处于救亡图存关头的时期，出现了一批有经济天下的胸怀、有品德、有才智的企业家。足以成为当代中国企业家的榜样。这里仅举数例。

　　卢作孚，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１９２５年创办民生公司，以办轮船航运业为基础，兼办其它实业。他说，创办民生公司的最终意义，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帮助社会。在日、美等国轮船享受特权、意欲垄断川江航运的情况下，他勇于抗争，开创了外国船只接受中国地方政府检查的先例，提出外轮冲翻中国木船必须赔偿损失，和“中国人乘中国船”的口号等等，严重打击了外轮的气焰，维护了民族尊严。人们也以强烈的民族自尊和爱国主义热情支持着民生公司的航运事业。抗战爆发后，卢作孚领导员工抵抗日本人侵略，民生公司积极投入运营人员和物资，全力帮助抗战。１９３８年，在日军的炮火下，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工业企业通过三峡航道被抢运到四川大后方。这些企业为日后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而组织这次大规模撤退的就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

　　刘鸿生，在看到黄河改道后大批难民流离失所，想到生产火柴可以安置大量就业，于是在苏州创办鸿生火柴公司。通过艰苦努力，鸿生安全火柴成为中国第一品牌，结束了中国人依靠洋火的历史。为了抵御外国企业的垄断，刘鸿生号召中国火柴企业成立同业协会。日商就因为中国企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周学熙，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２４年，他以天津为基地，创建了一个享誉海内外的“周氏企业集团”，包括滦州矿物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京师自来水公司、华新纺织公司、中国实业银行、耀华玻璃公司等大型企业。其中１９０６年创办新洋灰公司，所生产的水泥广受欢迎，中国当时的重大建筑，都是用新洋灰公司的水泥。当时日本为了抢夺中国市场，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中国倾销水泥。周学熙通过改良生产设备，使产量和质量提高的同时，成本降低，最后使得日本人自食其果。为了抵制英商骗取开平煤矿，他采取在附近新开煤矿与其竞争的办法，希望吞并被外国人掌控的开平煤矿，尽管最终因袁世凯的出卖等原因没能如愿，但是他的努力，展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这批实业家的名单，还有很长：范旭东、张謇、谷耕虞……在近代这些实业家身上，我们感受得到一种埋头苦干的热情，一股荡气回肠的气节，一种胸怀民族的担当。他们没有只为自己经营，他们的作为紧扣时代，与民族的存亡，与中国人的自由幸福紧紧相连，他们的事业因而也得到了人民的认同和支持。在他们身上，能够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优秀精神。

　　笔者认为，一个有担当、有胸怀的企业家，听到王老师说“当今的中国没有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能退而反省的，而决不是听了后起反感之心。如果听了这句话，而能生起深切的反省之心，这个企业领导人已经具备成为真正企业家的潜质了。

　　多年来，王老师自己也为提升中国企业家底蕴做着不懈努力。他在北大等高等学府开有关中国文化的讲座，编著针对企业家提升智慧和德行的书，如《呼唤企业家——心的回归》、《禅与企业管理》等。

　　而最重要的，是零项修炼。王老师作为一个禅师，曾多年举行禅七。禅是一种打开智慧、提升生命境界的最凌厉的方法。最近多年，他把传统禅七加以现代化，成为“零项修炼”，主要是针对企业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其他各个领域的精英人物。王老师不知疲倦地举办零项修炼，为的也是希望更多的企业领导人提升智慧和道德，创造更多伟大企业，培养更多优秀公民，既创造经济效益，更创造社会效益，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前行做出更大贡献。实际上，零项修炼已经为许多大大小小企业家提升生命境界和智慧，打开了深造的大门。（郑汉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