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十年———刘索拉作品音乐会”将于12月9日在中山音乐堂奏响。李PP做好了每根神经的精神准备，看完排练，还是觉得，震了。

刘索拉名气大，我倒想先说说杨靖。从来没见过这么玩儿琵琶的。比我见过的最疯的摇滚乐手玩吉他还要疯。那眼神、那动作、整个人的状态和神韵，全都不是传统的、我们在民乐演奏会上或者电视上看到的那种琵琶演奏。杨靖作为中国最好的琵琶演奏家之一，经常在各种主流的音乐会和电视上一本正经地演奏，是什么使她判若两人呢？恐怕就是刘索拉的创作了。同样判若两人的，还有李真贵、张仰胜、巫娜，这些在中国民乐界响当当的人物。在刘索拉的旋律里头，这些人全变了，灵魂出窍、本性毕露、亦魔亦幻，性感、疯狂，可是一点儿都不拧巴，更不做作。到刘索拉这儿，准能见着从来没见过，也没想到过的东西。

一晃十年

PP：以前在美国的林肯中心听过你的蓝调演奏会，就觉得挺过瘾，那时候你是跟美国的爵士音乐家合作，现在好像变化挺大的，乐队里全部是中国民族乐器，怎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是客观条件上中国没有好的爵士乐手么？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刘：不是。我1997年在纽约成立“刘索拉与朋友们乐队”，演出效果很好，出的几张CD也不错，并且有基金的赞助。我因此认识一些特好的美国爵士音乐家。虽然我是主角和主要创作人，但那个乐队其实是一个美国乐队，我的创作是中国元素，我用中国的创作来让美国音乐演奏。2000年我和李真贵先生做了中国民族大乐队，是几个民族乐家的非常有个性有创意的即兴演奏，这就开始了用中国民乐来玩儿一些即兴的东西，有爵士范儿的东西。等于那次是一个实验，从那次开始我心里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做一个民乐队。我其实是追着民乐回到中国的。2003年我又把中国的民乐家和美国的爵士乐手合并起来，做了一个比较大型的音乐会，作为柏林艺术节的开幕演出。从2000年试验算起，民乐队已经七年了，到现在已经不光能独立演出，而且能和各国的爵士乐、摇滚乐、丹麦、德国的现代音乐、非洲的音乐合作，魂儿是中国的。他们的技术和基本功太好了。具有各种能力。

PP：你的美国乐队跟中国民乐合作，上次在北京演出，是2000年，而乐队的最初组建，是1997年，按照这次的海报上所说：“一晃十年”，关注你的人都能从报道里知道，你的乐队在不断地参加世界上的各种音乐节、艺术节，而且都获得成功。那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在国内演出呢？什么样的时机或者元素不成熟呢？

刘：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乐队本身的基础、技术和音乐的感觉早就是最高水平的了，但是那种魂儿还不够清楚，不够带劲儿。中国民乐的那种传统的彬彬有礼太根深蒂固了，疯劲儿出不来，我就觉得不成熟。他们通过一次次地与外国音乐家合作，那种疯劲儿慢慢地释放出来了，自由了，也就越来越成熟了。直到这次，在丹麦音乐双年展上（这是世界最高水平的现代音乐节），当我看到他们能在台上特别得意洋洋地、自如地跟摇滚乐、现代乐应和，不只是演奏层面，而且是整个气韵的应和。看到他们这种状态，我心里踏实了，能在国内演了。

中国High

PP：虽然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可是听起来还是那么过瘾。

刘：过瘾就对了，说通俗的话，就是能很“High”。其实这里面有一大堆专业的东西，不过我发现用“high”这个词儿，谁都能听懂，所以就干脆拿“中国High”这么个概念，给媒体下定义。我就是要表现给大家，中国的民乐，本来就是可以很“High”的，很“极限”的。我要把它发挥到最极限。我弄的这种东西，没人儿玩过，谁听过“极限民乐”。能算前无古人了吧？

PP：有什么历史的根源么？还是完全你自己造出来的？

刘：有历史根源。最原始的音乐，是用于祭祀的，中国民乐也不例外。你想想，原始祭祀是怎么样一种境界？绝对是特别投入的，特别虔诚的，特别以精神为中心，然后疯狂、神秘。比如琵琶吧，最早使用在西亚的祭祀中，肯定特别图腾的感觉。然后传到唐朝，妓女开始弹，那当然会是特别性感的。所以我就让杨靖想象着恢复这两种意境和情绪。技术上她本身太出色了，只要感觉和情绪到了，就齐了。我的创作和形式都是新的，但创作的灵感和追求的境界，其实是恢复和复古。

PP：听洪晃说，你在美国的时候，为了找到爵士音乐的真谛，经常去混孟菲斯、哈林这样的地区，好像一般中国人听见这些地儿都挺怵的？

刘：是，不光中国人，连一般的中产美国人都发怵。我在纽约的哈林区里混，真是天天冒着被强奸或者被抢劫的风险，可是最好的爵士乐、黑人音乐，确实在那里。孟菲斯更好玩了，几百年的黑人传统文化、音乐、连说话口音都是特别的。一般不是南方人的美国人都忍受不了。可是只有那儿，才有最纯正的，最地道的，最让人过瘾的音乐。

PP：那么做一个对比，你是怎么样体会到最高境界的中国民乐的，也是这么混出来的么？中国的民乐家们好合作么？比起美国的爵士音乐家们？

PP：先天的条件好得多。美国最好的爵士乐家在民间，可是中国最好的民乐家在学院，而我恰恰是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出来的，所以天然的土壤特别好。比如李真贵老师，他本人就是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主任。我们这个乐队的每个成员，都是历届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最棒的学生，都是李老师的学生。我自己虽然是作曲系出来的，但民乐也是必修课。每个学作曲的都学过作民乐。我发挥得比较极限。所以这种认知，从根儿上说就是最高水平的。还有一个好条件，也是中国民乐家比起美国爵士乐家的优势，就是他们都识谱，而且是五线谱，这也是学院教育赋予他们的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好多爵士乐大师都不识谱，或者认识谱子，但不习惯跟着谱子弹，有时候弹着弹着，那技术就跟不上谱子了，跟他们合作，我会把我的谱子让他们试，试得出来的就用，跟不上的，就舍弃了，必须得牵就他的随意性和技术局限。可是中国的民乐家就好多了，他们从正统教育那得来一身过硬的基本功，所以我的谱子一出来，这些民乐家进入状态就特别快，加上最棒的演奏技术和技巧，太牛了，完全能达到我要的东西，准确无误。事实证明，在国际的很多音乐节上，这些民乐家的识谱演奏能力，都是顶尖儿的，比很多外国的音乐家都棒，这也是他们能和几乎所有的形式的音乐合作的一个特好的先决条件。                             

PP：那么中国民乐家比起美国玩爵士乐的，有什么欠缺么，对于表现你的东西而言？

刘：美国爵士乐家，我得给他们练技术，得控制他们。中国民乐家技术没问题，我得煽乎他们放肆，扔掉矜持，放开了。比如2003年刚成立那会儿，这些民乐家特别拘谨，因为从小受的是中国最传统的教育。演奏的时候，他们极其尊重李老师，李老师站着敲鼓，他们不敢做着，李老师一坐下，他们齐刷刷全坐下了。我就得鼓动他们，必须得放开，怎么舒服怎么来。这点儿好容易纠正了。又有新毛病，就是在乐队里，我是用人声表演，他们又会本能地以为，我演唱，他们是给我伴奏的，于是声音、情感全都弱下来了，特自觉特主动地就当起伴奏来了。我又得鼓动他们，告诉他们得跟我抢、压过我去，把个性全表现出来。这些观念在他们脑子里挺深的，不是交待一声儿就撒得开的，经过了好长时间的磨合，才有今天这种“自由音乐家”的气质，彻底冲破了古典音乐家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