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唐僧早400年西天取经第一人（朱士行） 

                                文/梦光情雨

     西行求法中国僧侣，代不乏人，史不绝书。然而，同样历经艰辛西天取经，有的人名扬天下，有的人却默默无闻。最幸运的是唐玄奘，唐代高僧，古代著名的佛教学者、翻译家和旅行家，通称“三藏法师”，俗称唐僧，本姓陈，名袆。出家后对佛学钻研精深，但感到教义歧见太多，便决心去佛教的发源地求取真经，经17年艰辛，自印度取回梵文佛经657部，又经19年挑灯劳作，译出佛经1335卷，唐玄奘对促进中国同印度各国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一部《西游记》使唐玄奘永远活在人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

    最不走运的是，比唐玄奘西天取经早出400年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但朱士行却一直沉睡在历史典籍之中，后人几乎不知道朱士行是何许人了。

    朱士行，生卒年不祥，颖川（今河南省）人，幼有大志，不同流俗，聪颖好学，安贪乐道。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公元249——公元254年），少年朱士行剃度出家。

    起初，中国佛教徒并没有什么戒律可循，法规制度十分混乱，中天竺（今印度一带）来华名僧昙摩迦罗应众人之请，译出《僧祗戒本》，以使僧侣诵读和检点行履生活。为了进一步完善戒律，昙摩迦罗又邀请了一些东来僧人，在京城洛阳组成了受戒团体，订立了传授比丘蒸蒸日上的具体方法。

    从此，中国才有了佛教徒依羯磨法授戒的制度。在此之前，僧俗的区别是以出家与否为标志的，朱士行正式受戒，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位真正的沙门。

    朱士行出家后，以弘扬大乘佛法为己任，精研佛典，学业大进，不久在洛阳讲授《道行般若经》。在讲授过程中，朱士行常常感到译本的不足，有的地方行文晦涩，有的地方文意不通，亟需用梵文底本参校重译。于是，朱士行便决意亲往西域诸国求取此经原本。

    魏高贵乡公曹髦甘露五年（公元260年），朱士行带着几个弟子，出了雍州（故城在今陕西省西安西北）城门向西进发。走了一程，朱士行又回过头来，深情地看了看故国的城廓，转过身去，迎着萧瑟凄凉的西风，面对着沟壑纵横、吉凶莫测的前程，心中充满了成功的憧憬，开始了那不同寻常的万里之行。

    其实，对于西行求法，朱士行也并非心中完全无数。当时东来的西域僧人中，有的是已得道的高僧，有的也只是一般的僧徒，朱士行在洛阳讲经时的众弟子中，就有不少是西域人。从他们那里，朱士行得知了不少有关西域诸国的情况。此次西行，就有于阗国（今新疆和田西）弟子弗如檀作向导。想到这里，朱士行心里踏实了多了。朱士行率领众弟子风餐露宿，夜伏昼行，朝着于阗国迤逦而来。

    当时，于阗国正盛行小乘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士农工商，多为小乘信徒。大乘经典虽然后来也从天竺传了进来，只是传布未广，还处在“地下活动”阶段。

    朱士行一行几人一路上翻山越岭，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于阗国。在那里，朱士行果然借得了孜孜以求的《大品般若经》正品梵本，共90章，62万字。朱士行欣喜若狂，不能自己，为了能早日带回东土，朱士行夜以继日拼命抄写，抄完以后，朱士行当即命令随行弟子弗如檀（法号法饶）将抄本送归洛阳。

    然而，好事多磨，在弗如檀将行之际，突然传来了国王的命令：不准将此书传入东土！朱士行闻讯，如霹雳轰顶，连呼几声“天啊！天啊！”便昏死过去。

    原来，于阗国众僧听说朱士行借抄了大乘《大品般若经》，正要东传汉地，恐怕自此小乘受到冷落，便串通一气向国王进言，说：“汉地沙门欲以婆罗辩书（《大品般若经》）惑乱正典（小乘经典），如若不加禁止，将会断送大法。国王您要严加禁止才行啊！”

    朱士行在众弟子的奋力抢救下，好半天方才苏醒过来，但一想到自己舍生忘死、万里迢迢而来，正为此经，含辛茹苦拚命赶抄出来，只望早日送归故土，可又遭此劫难，多年的宏愿，众人的心血，顷刻得间将要化为泡影！朱士行悲痛欲绝，禁不住老泪纵横。但身在他乡为异客，哪有自己的方便！也只好静下心来，待以后再慢慢寻找机会。

    朱士行心急如焚，一日如隔三秋，苦苦熬过了23个年头！随着时日的推移，情况发生了好的转机，大乘教的影响渐渐扩大，国王已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朱士行眼见得自己乌发染霜，年事已高，众弟子意志消沉，乐不思蜀，若不及早将经书送回故国，只得遗恨于九泉了。于是，朱士行恳求国王，请以“烧经”为证来决定经书的命运。

    王宫大殿之前高高架一堆木柴，后妃、重臣、高僧奉命前来观看。一切准备就绪，国王诡秘地看了朱士行一眼，高声喊道：“点火！”，一支火把点燃了柴堆，火势凶猛，辟啪作响。朱士行手捧经书，面向天竺，缓缓走近熊熊大火，心中暗暗祷告：“有求必应的佛祖啊，您一定要显灵保佑这经书啊！”继而转向国王说：“国王陛下，您可要明察！这就是我不辞行程万里，亲手抄下、并珍藏了23年的《大品般若经》，如果此经当在东土流行，它便入火不燃，如果此经不发东传汉地，它便入火成灰！”说完，就把经书投入了火中，说来也怪，书入火中，竟不损一字，在场的人个个看得目瞪口呆。国王不便食言，特许护经出境。

    西晋武帝太康三年（公元282年），弗如檀奉师命将《大品般若经》送到了洛阳。朱士行虽羁留于阗，葬身异域，但大功告成，夙愿已偿。

    十年以后，《大品般若经》由无叉罗和等高僧译为定本。此书一出，当即风行京华，一时佛学名流如帛法祚、竺法蕴、康僧渊、竺法汰、于法开等人，或注疏，或宣讲，《大品般若经》声价日高，有心斯道者无不奉为圭臬。当时中山国的支和尚专程赶到洛阳誉写，抄本送归之日，中山王率僧俗万众大张幢幡，出城40里迎接，盛况空前。

    此后，般若学界风云际会，佛事活动日趋鼎盛，大乘教进入了一个新发展时期。

    然而，朱士行的贡献更在于他以自己的力行、自己的成功激励着后人。受其鼓舞，后世西行求法者代不乏人，130年以后的法显和400年以后的唐玄奘远行天竺、高扬佛坛，正是其杰出的代表。尤为重要的是，朱士行的那种为了一个信仰而不惜生命代价的志愿风骨，其意义不仅仅只是在佛学界了。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

     朱士行就是一位舍身求法、堪称“中国的脊梁”的仁人志士，魂系中华的炎黄赤子，朱士行虽然不及后人唐玄奘的风光荣耀，但是，历史将永远铭记朱士行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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