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一年前，我家买了房子，算是解决了居家生活的一件大事。当然，过程并非顺利，买房前夜还经历了排队领号的一番波折，让我看了一出购房者和开发商之间“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闹剧。一年之后，在几千公里外的西宁机场，我再次遭遇相同境地，只是争斗的双方换成了乘客和航空公司，而这，也不再仅仅是一场闹剧。

事情的经过大抵如是，7月31日，正值阴历七夕，北京一如往年的下起瓢泼大雨。如你所知，天气突变导致机场关闭，所有飞往北京的航班顺理成章的延误了，当然，这就包括我所乘坐的预定于2点50起飞的南航班机。航班因天气延误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也就不好有什么怨气，只是在西宁机场安静的等待，期望赶早一些回到北京。毕竟，这本该是一个浪漫的夜晚。

下午4点，机场广播，因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误，具体起飞时间待定，希望乘客谅解。反复多次。晚上6点，机场再次广播，口径变成了因机械故障导致航班推迟起飞，起飞时间预计为晚10点整。随后，机场给每位乘客发放了饮料和盒饭，算是些许安抚人心。晚上8点，机场广播称机械故障尚未修复，起飞时间推迟至晚11点整。在此期间，已经有两架飞往北京的国航班机顺利起飞。漫长的等待和信息的不对等引发了乘客积蓄的怒火，陆续有人到咨询台发泄不满。咨询台的工作人员也很无奈，毕竟飞机起飞与否不能由他们决定，能做的只是微笑。

接近11点钟，乘客得到消息，南航的飞机还在北京机场尚未起飞，如此算来，到达西宁最快也要凌晨1点了。这无异于慢性谋杀，生命被航空公司一刀一刀挖空蚕食。乘客们再也坐不住了，更多的人涌向咨询台，开始长时间的争吵和谩骂。

历史告诉我们，危难之时，领袖便会在民众中自发产生。没有选举，也没有人要求他们做什么，他们只是自觉而坚决的站出来，以超凡的组织能力和演说技能，将散沙一般的民众聚集在自己身边。在中国近代，扮演这样角色的往往是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这一次也不例外，他们再次成为抗议的主力和领袖，这其中包括京城某著名报业集团的副总编，年逾古稀的蒙古族诗人和人到中年的女作家。当然，还由年轻冲动的大学生。

然而，当领袖被命运之手挑选而出时，历史的悲剧也再一次重演。如同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次民主斗争所遭遇的，革命力量受到的首轮打击往往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组织内部。真得如此！我无缘经历上世纪初的血雨腥风，却有幸亲眼看到刚刚形成的乘客利益共同体被航空公司的阴谋诡计分化瓦解。这真是高明的手段，他们向一部分乘客发动攻势，只要保证航班落地后正常登机，不做进一步抗议，并在一份事先拟好的调解协议上签字，就可以领到200元赔偿金。这多少还是有诱惑的，又或者是想息事宁人早点回家，一部分乘客动摇了。这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是一团在西宁演出的女模特，她们带头签署协议，并开始游说候机的一批外国游客尽快接受调解。

这无异于一个信号，失败的号角已经吹响。越来越多的不和谐声音开始升起，有人咒骂，有人不屑理睬，也有人不知所谓。然而年老的诗人和女作家终于无法忍受，诗人对她们说“孩子们啊，你们这样做不对”。一名女模特们不屑的抬起眼皮，甩出一句“你别在这唠唠叨叨的，影响了我们休息”。诗人被这直面的侮辱所激怒，我听见他颤抖着说，我很痛心，我为你们感到羞耻。而模特们也不打算善罢甘休，用更加激烈的言语进行回击。诗人努力保持理智，但他身后的人早已言语激动，出口多为侮辱性的人身攻击。

最终，诗人终于沉默，他已经没有力气。有人劝他不要再吵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谁也不能强求谁。诗人反复问自己，这些美丽的姑娘，为什么要这样无知而粗俗，为什么要咒骂别人，为什么要谄媚着拉拢外国人。而女作家的怒火还是不能平息，她骂那些模特卖国，质问她们的脊梁在哪里，说八年抗战，有七年是在打汉奸。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尽管我相信，在是非面前，每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应该站出来，用自己微薄的力，扬清激浊，维护公理。但这一次我却不能完全理解，事情并没有严重到足以上升为卖国的境地，这不过是理性与无知的争斗。令人悲哀的是，知识分子们一开始就选错了较力的对象，在无谓的争吵中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不自觉的扮演了组织力量瓦解加速器的可笑角色，沦为被人利用的笑柄。多少次了，知识分子们那颗脆弱的、单薄的、容易冲动的拳拳之心，努力着，呼喊着，却总也走不出自以为是和被人利用的谜局。错在知识分子的单纯，还是中国人的劣根性，我不知道，也不敢说，我只看见，在这场年轻者与年老者的争斗中，所有的乘客，不论支持哪一派，甚至骑墙也好，全都是失败者，只剩下作壁上观的航空公司在一旁乐不可支。他们胜利了。

分裂的局势已定，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垂死坚持或者悲伤，尽管如此，仍然有很多人团结在一起，试图争取自己的权益。记者们的理性还在，他们起草了一份申告书，向航空公司提出三点交涉意见。有82个人自愿在申告书上签字，形成统一阵线。申告书经由机场工作人员转交南航有关管理者。在此之后，只有等待。

凌晨1点10分，飞机停靠在西宁机场，做好起飞准备。一部分人登机了，一部分人继续抗议。我坐在候机厅里，什么也没说，看电视或者看书，然后闭一会眼睛。在我面前，有霸权，有不和，有争论，有猜忌，而我的心里有一团火，它不是炽烈的燃烧着，只是暗涌在我的四肢之间，膨胀的瘙痒，却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解痛。我承认我是一个唯美主义者，看重生活中那一点或有或无的小情绪，没有强烈的观点和批判的意识。在万不得已之前，我大多选择沉默，似乎怎样都好，走或者留，与我来说并无所谓。但我仍然对霸权感到强烈的反感，我愿意选择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与霸权集团和霸权者保持尽可能远的距离。除此之外，我也不喜欢争吵，更不愿看人们互相咒骂。越是没有力量推动巨石的人，就越是喜欢选择和小石子撞击。平和一点不好吗，为什么总要试图说服别人。除了圣人之外，我们都难于做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我们总是撇不开自己的主观意识，在假意客观的训诫中，充斥了太多的个人色彩。所以，于我自己，我宁可做一个自了汉，管住自己也就够了。

凌晨4点，最后一次交涉未果后，知识分子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事已至此，副主编开始号召大家登机。耗下去也是无谓，于是更多的人选择放弃。但还是有人不能忍受，一名女大学生站在候机厅的玻璃窗边，看着窗外的飞机和陆续登记的人流，默默的流泪。有人劝她快点收拾行李动身，她瘦弱的身躯里突然爆发出令人惊骇的力量，呼喊着“我们是人，我们有尊严，我们要自由”。我着实愣住了，看着她，想象自己曾经单纯的模样，已经有些模糊。她还年轻，她要经历的还很多，有一天她也会和我一样错愕、颓唐。

这真是消极，于是我努力想些积极的念头，我想起刘和真君，也许还会有这样的青年，他们的生命在变得消极之前就已经离去，不给人叹息的机会。这不失为一种幸福，就像英雄自刎，就像自我放逐，只可惜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勇气。

我能做的，只是给她些许的安慰，然后拖着疲惫的身躯，面对一片嘲笑的声音，颓然钻入机舱。而我身后，这本是盛夏的西宁，在14小时的郁郁等待中，竟然一夜秋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