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夜晚，我从办公楼里出来，终于没有如愿以偿的迷失在这座熟悉的城市。哪怕是在地铁里错过一个站台，一个出口也好，这样我就能有借口在春天的晚风里漫无目的的走，时快时慢，不用担心饭桌上渐凉的晚餐。

下班前，我又看见向力兄，穿西装，梳着干净的短发，坐在电脑屏幕前，不苟言笑。这是个30岁的男人，娶了妻，有家，做一个部门的经理，过一份安静的生活。十年前，他不是这样，那时候，他留长发，蓄须，在大学里一个叫做“彩虹”的乐队中弹吉他，唱周华健和beyond的歌。十年之间，有过梦，梦醒了，揉揉眼睛，洗脸，刷牙，看镜子里的自己剪短头发，剔去胡子，变得沉稳，变得体面。恍惚间十年光景，全被无形的手划到从前里，没有一点动静，只有琴弦听得到，在每一个灰尘弹落的瞬间，泛起一个回音，泛起一点关于往昔的记忆。

我忽然感觉孤独，于是向耳机里Bob Dylon的歌声求一点温暖。那个老男人17年前还不是很老，他轻描淡写的唱，

Ring them bells for the time that flies
For the child that cries
When innocence dies

在这沧桑却不绝望的歌声中，我再次萌生了全身而退的念头，不要再做那些没有灵魂的事，纵然我曾经短暂的看到过希望。我想出去走走，用半年的光景，我已攒足路费，只是，还没有攒足勇气。

耳朵里的声音真好，如同泛着泡沫的啤酒，饮一点，能暂时忘记一些事情；又或者是抽屉里那一方缀满蓝色墨迹的信纸，轻轻的摩挲，就会想起一些以为遗忘的曾经。忘记了，想起了，我骑自行车从鼓楼桥下穿行而过时，转身看一眼天边的彩霞，橙色、红色、紫色，弥漫开，从未改变。17年前，我是个7岁的孩子，我的耳朵里没有歌声，只有嘀嗒嘀嗒的敲打声。他们说这是一种罕见的病，于是妈妈每周带我坐375路公交车，在西直门终点站，转乘地铁到同仁医院看病。从医院出来，我总能得到一只三宝乐的圆筒冰淇淋，闻不到甜，只有入口的冰凉。17年后，我的耳朵依旧丁冬作响，375路也依旧停靠在西直门桥下，我虽已学会控制耳膜的跳动，却还是无法控制脑中那些想要逃脱的声音。说，去一个空旷却不落寞的地方。

我无处可去，只能回家，坐在书桌边，听马路上公交车的报站声，沿着春天慢慢温热起来的晚风，爬进我的窗口。还不晚，夜色不曾逃出都市里橙红色灯光的逼仄，无处落下浓墨的笔，只能悬在半空中，画一弯微凉的月，和几点恍惚的星。于是，没有地平线被黯然抹去时的沉重，也没有风吹进窗口，吹起窗帘时的轻快，在这个春天的夜晚，我听到的只有报站声，走过几百米，走到我家楼下，催开了满树的新桃。那一秒间，忽然很希望自己昏迷过去，听不到一点声音，也就不再有时间的概念，或许还有梦。这多好，总还会醒来，不必担心在什么时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