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图摄于北京鼓楼）

 

 

这几年，我总是到过年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突然仿佛没了过年的心情。我之所以说仿佛，是因为我实在是已经记不清过年的心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的好些同学都已经提前回家了。我由于某种原因没能买到回家的火车票（票贩子人间蒸发了-_-），只好破财买了飞机票。而我的一些朋友，比如上海的M女士和广州的Y先生，就因为工作原因必须留守在工作的地区。

 

事实上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回家过年。每天我下班看到火车售票点排的长长的队伍和人们无奈的表情，我就会感到一阵不舒服的压抑感。同事B先生把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中国人太穷，虽然我们与拥挤的印度人比起来还是可以有一点优越感（刚看新闻，印度火车的车顶上都挤满了人）。我们的GDP增长了9.9%，但是GHP（国民幸福总值）呢？有没有算过？有没有人想过？

 

其实对我这样刚工作的白领来讲，所谓过年也就是一个用来放松的七天的长假，以及一个回家探亲的理由。当然对更多的白领来说，过年也意味着一个长达七天的消费旺季。我记得北京的超市从去年底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红色内衣内裤的热销场面。年末岁初总是能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而且这种刺激是本能式的。

 

我曾经在某杂志上看过有人引述英国一个评论家的话，称欧洲的圣诞节已经愈发地成为一个纯粹的令人不安的销售旺季，而传统的圣诞老人故事只会出现在孩子们的幻想和礼物中。反观中国的春节，虽然没有圣诞曾有的那样浓重的宗教意味和童话色彩，却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我想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经历了一年的折磨，需要用集中购物的方式来进行发泄（近期火热上映的电影《购物狂》就是明证）；二是，作为整日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丛林里穿梭的普通现代人，我们除了动员全家出去购物，还能有什么好追求呢（当然，有实力去迪斯尼的人除外）？

 

西方的很多符号学家认为，符号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我虽然不敢臆断这个观点的正误，但春节在中国人的心目的确已经成了一个神圣的且略带点愚昧的符号。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这个符号正在慢慢褪色。昨天晚上去理发店，就听到里头正在享受足疗的一个大叔抱怨现在的春节已经越来越没有“年味”。因为虽然他早早穿上了唐装，却感受不到多年前的那种热烈，爆竹声也几乎听不见了，走在街上面对的依然是黑压压的忙碌的人群，其中好些人的表情甚至很痛苦。春节这个符号，可以说已经渐渐变成了一种纯粹的概念，一种形式，一种所谓的排场。这个符号正在愈发地变得肤浅，就像日渐衰落的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那样。

 

今天我下载了周杰伦《霍元甲》的MV，拍得很有气势，很“中国风”。如今的好多华语歌手都推崇中国风，喜欢在专辑里加上一些古典戏曲的元素。一些类似“云南映像”的所谓原生态音乐会也在各个高雅的剧场里大行其道。但是，我们应当发现，当传统文化逐渐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用于出售的商品，则往往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已经开始缺失甚至丢弃了这些东西。春节就是如此。在像京沪这样中国最顶级的大城市里，有多少人还能，或者说，还愿意过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春节？听同事说，北京由于爆竹是限量供应，所以有的地方一挂鞭炮能卖到700元。这样的价格显然是普通老百姓无力承受的。曾经的传统已经变成了少数有钱人的游戏。至少我不愿意未过年先破财。更多具体的情况我就不说了，大家都心里有数或者心照不宣。这一方面有我们社会文化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这里也有全球化的功劳。事实上国内早就有一些艺术家和文化学者站出来声讨，大喊“狗日的全球化”。我心想，也许等到全球化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没准我们的春节会随着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起，消失在我们含糊不清的口水中，消失在我们日渐稀薄的记忆中。

 

然而不管怎样，作为一个中国人，这年还是要过的。陪父母吃年夜饭，看春节晚会，购物，以及走亲访友。今年的大年夜对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来讲又会是一个大丰收，我们无数经过复制和转发的真情祝福最终会变成运营商账面上的一个数字，并写进他们2006年度的财报中。

 

七天长假。好个悠长的假期。我想把自己变成一包加糖的速溶咖啡，投在极具古典味道的景德镇瓷杯里，在滚烫的热水中搅了又搅，然后溶解在一片R&B与爆竹声交织的虚幻的空气中。如果说现在的所谓过年其实是我们刻意制造出来的一场虚幻，那么就让我们把它当作对现实的一种报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