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每天追着看电视剧《蜗居》，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出名儿，反正偶遇上一个台在放，看几分钟就觉得颇有意思。

   昨晚，剧里夫妻间的一段话很有意思。

   丈夫：“你原来那么喜欢文学”

   妻子指着桌上一盘鱼，道：“文学是什么？文学就是这鱼上的香菜。有鱼的时候，香菜是好看。可没有鱼，你会吃一盘香菜吗？”

 

2、电视剧讲的是在上海打拼的外来年轻人，里面的情节，对我而言，太多都是切身经历。若我早几年有鱼吃，恐怕我也该能写出这样一个剧本儿。

   我热爱那座曾经呆过十三年的城市，我的十九岁到三十二岁！

   与其说我热爱那座城市，不如说我热爱当年的自己，和那样一种勇敢、坚韧的生活方式。

  

3、突生感慨。然后，翻阅电脑里的各种夭折的随笔和小说，更是感慨。

   发现一篇文章，比较应景。大概是几年前，为了出版什么集子，写来给出版商观摩的。集子终未出版，文字便在电脑里存着，像是早年间妈为我结婚置办的喜被，蒙了层灰，但还放肆、热闹。

 

ps：

 

                              花儿样的乱开 

 

我始终认为我天资不凡、当成大器，但很多人并不同意。

 

比如我爹，我出生那年他都四十了，当过几年煤矿工人，嗓子里总有痰，指甲缝洗不干净。我爹对于我的出生并不怎么兴奋，懒得好几个月都不给我起名字，直到片儿警过来说“给娃报个户口吧”。我爹当即随口说了仨字，除了姓氏，其他俩字儿大概是从邻居闺女“王小花”那里泊来的。

我爹当年没想那么远，想不到我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他认为我会跟周围的小花儿小朵儿一样长大、出嫁，周末背个胖娃娃回娘家。

 

那是七十年代末，我的家乡陕西省铜川市和今天一样不为人所知，那个城市只有一条街、沿街两排灰砖房、墙上刷着计划生育的标语。我可能正穿着一条水蓝的裤子和一件白色的褂子，我在屋檐底下跳皮筋儿，有好事者在我周围朗诵诗歌：“朱小花，朱小花，八戒头上一枝花！”

我不搭理他们，因为我当年学习那么好，胳膊上常年戴着三道杠儿，自然会遭人忌恨。

何况，我比我爹想得远，我当年最喜欢的读物是一本中国地图册，我熟稔全国所有省份的地级市以及主要铁路线。我认为沿着这些铁路线，终有一天我定能走到那些用大红圆圈表示的城市，比如上海。

 

终于，我在十九岁那年高考到了上海。这事儿把我爹弄得一度有点晕头转向，那阵子哪儿人多我爹就往哪儿扎，等着别人说“将来可以跟你家女娃到大上海享福了”之类的话，我爹早想好了答复词，他会漫不经心的说：“嗨，娃的福气是她自己的福气。”

由于内心难免激动，老头儿说话间比平时多出了些唾沫星子。

 

我临行前，我爹兴师动众地传给我一个红皮箱，盖儿上画着延安宝塔山和“大好河山”四个大字，箱子被我妈擦了一整天，差点抹上一层红鞋油，但已经明晃晃的了，煞是吓人。我觉得将来我不把这红箱子里塞满钞票，还真不好意思回乡省亲。

 

临走那天，是一个晌午，我爹不好意思流泪，只能把眼泡儿憋红了，咬着嘴唇，像只悲伤的老青蛙。我妈后来站在桥头儿手搭凉棚的望我，我回头一看，家乡的山也都明晃晃的，仿佛蒙了层水，不知是谁的眼泪在飞。

 

那年，我脸蛋上还有两团西北红、穿了一件红衣裳、携着一个红皮箱，浑身喜庆。初到上海，连红绿灯都看不懂，只敢跟在别人的屁股后头走路，觉得上海人的屁股都比家乡人的脸好看。

 

当年我读的专业是金融，有时候会在寝室里用纸片当钞票数，后来老师说我们这群人将来是做证券、炒外币、弄期货的，不必上柜台点钞。于是，我们一起认为将来我们这批人可以拯救世界，或者糟蹋世界，最起码能把我爹的那个红箱子用钞票装满！

我爹妈却没想那么远大，他们在我大学四年里一直蒸馒头卖，起得比鸡早，馒头出笼屉了，鸡才扯开嗓子叫。每天能挣十几块，攒下来寄给我。

我也常常书包里装着《西方经济学》去当传单派发员，没什么人伸手要，就硬塞到别人手里，别人眼睛都不抬地走两步就扔了。可一想到将来我能够拯救世界，就内心坦然了。

但在没拯救世界之前，还是常会饿肚子。我那年轻的胃像长满了嘴，每天都饿得嗷嗷叫。我可真想每顿饭都能吃上一块教工食堂的红烧大排啊。最糟糕的是我还没有男朋友，那些长着青春痘的男生整天躲躲藏藏的，仿佛对女色还不感兴趣，或者太感兴趣。

 

大学毕业后，我为了弄到留沪指标，跑到了上海郊区一家工厂上班，住在厂区宿舍，夜晚池塘的青蛙贴着耳朵叫。我的工作与金融专业全无干系，只有发工资的时候，才会进银行。

一年后，我拿着到手的上海户口跳槽到了浦东陆家嘴，每日里抬着脑袋数楼，然后傻乐儿。

租了毛坯房、打上地铺。一到傍晚，就趴阳台上四处张望，远处世纪公园四周聚满了建筑工地，高耸的吊塔昭示着这个城市正在出现的纷繁变化，这变化无论如何都让我振奋。我趁黑向楼下吐了一口唾沫，那唾沫在风中飞舞降落，姿势还算美妙，最终，“啪”的砸在地上，和我一样，生猛。

 

当年，2000年，我的理想是拥有自己的第一部手机、遇到自己的第一个男人，或许还有第一次性爱，但这最后一件事儿想想怪害怕的，索性就先寻找爱情吧。 

可，爱情也够玄乎的，受了一些摇滚歌曲或者摇滚文学的影响，我打开始就净挑颓废青年来爱。与他在外滩吹过风儿、在南京路留过影儿、爬到高楼上挥过手儿，在ktv发现他有一把好嗓子，一唱beyond我就伤感，一伤感就认为遭遇到了爱情，一遭遇爱情就得身体力行，没多久却发现：“哦，爱情原来就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啊！”

 

 

等发现爱情原来不过是那么一档子事儿，就开始叛逆，染了黄头发，敢自个儿在家喝闷酒，喝得手指甲都发红，便对着镜子大哭一场，发现没有韩剧里哭得好看。酒醒了，想起来毕业已然几年，越来越不能拯救世界了，糟蹋世界更没戏，糟蹋自己倒还可以。

 

二十四岁那年，和一姑娘合租了一间房，我俩常常望着天花板吹牛，说是五年后咱们得多有钱啊，手下管十来号人，出门必打texi、喝水只喝juice、高跟鞋下面钉铁掌儿，人未到，声先临。

但四年后，和许多二十八岁的姑娘们一样，开始发现成为一个女强人可真不容易。若不是能力超群，就得多和男人睡几种觉。

 

也罢，去应聘。可一些人力资源经理开始关注我的子宫，他们会皮笑肉不笑的问：“何时结婚，何时生孩子？”

我曾经的男友们，简直都不如这些人力资源经理。

如果有那么一位男士，英雄般的对我说：“结婚吧，再给我生个孩子！”我才就不去想法子当女强人呢，我会挂在他身上，像条粘嗒嗒的小软虫。

 

如果早几年有这么一位男士，死心塌地的或者心灰意冷的把我收归名下，我就再无非分的想法，起码再无非分的做法。

 

我可知道如果你不是一个女强人，就不能造次，最保险的方法是先像个良家女。

我可不怎么敢造次，因为我已年满三十，还有着那么一种幻想：一座云端的金色房子、房门打开现出一位白衣男子，明眸皓齿，朝我款款而来，带来了一股子爱情的气息。

如果一直抱有这么一种幻想，我就不想造次。生怕“上头有人”，对我进行监视。

这辈子，没有比碰不到爱情更糟糕的事儿了。不能让爱情埋汰到我自己手里，当然很有可能埋汰到男人手里，但这不归我管。

 

如果没有爱情，我可真不想活太久。

当然我也不反对有这么一位大哥。远看他，不是爱情，近看他，也不是爱情。可一旦他给我一套大房子、一辆小车子、一张厚折子，他就有点像爱情了。

这么一位大哥，力大无比，能把我从浪漫的半空拽下来。我可能会叹口气说：“那就这么着便宜大哥您了吧！”

说完，却心下窃喜，觉得和他吃吃苦、享享福、陪他聊聊天、睡睡觉，我还且愿意活下去。

 

    但无论是披星戴月的白马王子，还是笨嘴拙舌的邻家大哥，都不大容易出现。于是我蹲在屋里等、奔到街上寻，我像追求理想那般，追求我这么一位男人，追到三十了，也并不觉得丢人。 

 这一路走来，很多朋友都让我整理个集子吧，他们说，“你比我们混得还惨，这肯定好看。”

 

我又想起了我爹，他挺没有远见，他认字也不多。我取个笔名也没经过他同意。他仍然小花儿小朵儿般的叫我，别无他求，只是期盼我有天能够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后背着一个胖娃娃，如此这般的回娘家。

可我天资不凡、终成大器，且耐心过活，花儿样乱开。

不急，不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