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来，“家”在上海之类的城市已经了没有更多复杂的涵义，油盐酱醋温情积怨都大可不必拿来说。家便是房子，房子便是家。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城市里人人都懂。

　　 当温州人，揣着活期存折、套取银行贷款，讨伐上海的时候，我正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生猛青年，脑门子发亮，说到理想就口沫飞溅。成年人们都懒的搭理我，他们只是卖力嗅着上海房地产界的味儿，手掌心里攥着或多或少的钞票，攥出一把把的属于都市的热汗。可当年，我没功夫揣测更深奥的生活规则，我每月发完工资，便站在上海最宽敞的广场上看着存折傻笑，“恩，小房子的首期快够了，哈哈，快够了。”然后任由阳光照着脑门子上的青春痘，明晃晃的过日子。

　　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中，资本似乎是万能的。上海房价很快被财主们遥控成了飞升的气球。我开始发愣，也就是2002年起，那关于小房子的梦已经不再频繁。偶尔我站在城里最繁华的道口仰天长叹，向路人瞪眼。

恰在此时，我的大学女同学飞蛾奔过来拍打我的肩膀，她穿着怪异的名牌裙子，她揪着衣领子说：“这是我上周末去香港买的，法国地道牌子”。我在上海城做生猛青年的时候，飞蛾在郊区以某种方式结识了一位台湾老板，并很快成为公司的部门经理，随之便和老板有了似乎合法的婚姻和儿子。海峡那边，有个没人疼的女人不理不问，似乎也没有触犯什么法律，于是飞蛾成了阔太太，过上了最主流的都市生活。
　　
　　 飞蛾在上海拥有多套房产，集数大房东于一身，每个月都有大把钞票入账，形势一片大好。
　　 往事不堪回首。如今的上海，像飞蛾这样的姑娘们活起来很惬意简单，挎着有钱丈夫的肉胳膊便轻松飞黄腾达，脱胎换骨。另一方面也都成为很多女孩的向往，可毕竟有钱老板明显供给不足，因此淘汰下来的如我般的丫头们，便个个演变成了思想者、哲学家和文学女青年，最不济的也能就着爱情美梦别无所求。
　　
　　　在上海，存着大志向却没啥大本事的普通姑娘们，如我，逐渐无计可施，挺起小胸膛走路，却往往是大鼻子幢到华丽的城墙上。眼瞅着往昔患难过的男同学们也纷纷离经叛道，各自都在上海混迹若干年后，和我们这些穷姑娘风花雪月过之后，就生生“抛弃”了我们，而是寻觅到当地姑娘婚配，安居乐业，生儿育女。有人说：“青春便是失去那些应该失去的东西。”我不断清点行囊，奔到城市最明亮的广场上茫然四顾，不太敢拿出存折招摇，有些都市异乡人经过，呼吸里有艰辛的奋斗史，可分明都大有水分。
　　
　　 有一阵子，我骑着从大兴街买来的破自行车四处游荡，战兢兢的，心慌慌的，找不到一个避雨的屋子。道路两边那些嘈杂的窗口，如同蜂窝的方格子，冒了蜜汁却近不得身。时过境迁，今天回忆上海的当年，那被都市雨水淋湿的头发似乎尚未晾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