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灾过程的复杂性超出想象。而这一过程凸现了非应对性学科与应对性学科的巨大差别。

        所谓非应对性学科，指那些已经划定范围、基本目标和方法被普遍确认的学科。而应对性学科，则指的是那些目标本身就没有确定，问题解决过程强烈依赖于解决过程中知识积累的学科。

        抗震救灾，恰恰属于这样的应对性知识领域。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我国科研组织中与此相关的所谓“学科规划”，常常对非应对性学科抱以巨大关注，而对应对性学科则给予“降级”甚至“歧视”。例如，在教育领域，多年以来，隶属于哲学分支、毫无独特性的所谓“教学学原理”，被尊崇为这一领域的“皇冠明珠”，任何一个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人员，都比从事诸如“教学法”、“学校管理”等“临床学科”的研究人员更有可能获得学术认可。高级教学杂志也更加注重他们的观点。

        这一现象也发生在医学领域。从事基础医学研究的人往往比从事临床治疗的人更加能够获得研究资源和学术声誉。在工程、工农业、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许多其他领域，同样的现象以同样的规模不断发生。

        这种以“哲学为高”、“思辨为高”、“临床为低”、“行动和应对为低”的学科划分方法，其主要学理依据据说是：前者“发现了”所谓的“原理性知识”，而这些“原理性知识”高于其他知识，特别是高于实践知识。

        由此，一个所谓的原理可以“统领”实践的方程式便被确立出来。

        也还是因此，导致了许多人认为，只有原理的发现，才是真的科学发现，而“原理的应用”则是小儿科的低级劳动。多年前，袁隆平是否因为这样的思维被拒绝于院士堂外，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确切地知道，持有这种对不同学科的中国封建式划分的人，常常以自己是培根、霍布斯、孔德的后代而耀武扬威。他们还美其名曰自己继承了“科技理性”。

        遗憾的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Nathan Glazer, Herbert Simon、Donald A. Schon等人通过自己的研究指出，应对性学科与非应对性学科本身就属于两类差别巨大的学科，根本无法用非应对性学科中“基本原理”统摄“实践”这样的公式进行描述。因为多数情况下，生活在理想状态下的“原理”，根本不可能在任何一种具体情境下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全新的知识创生过程。在汶川地震救援中，每一个医生对病人的治疗，都是对复合创伤的探索与发现，是对一种全新状态的治疗探索。每一个心理大夫对受害者的心理干预，也是一次全新的策略制定和探索性操作的过程。就连每一个解放军战士、每一个消防人员、每一个志愿者打通碎裂的砖墙、在不可能的情况下救出不可能的伤员这样的事情，也是一次次全新的设计与创造、全新的知识发现！

        到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感到我们应对巨大危机能力的不足。

        虽然各个部门都有一系列的预案，但我们对刚刚出现的灾难确实缺乏经验。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多年来对应对性学科缺乏了解，甚至连应对性学科的知识积累过程都不知道！如何在紧张的救灾过程中迅速收集知识、整理知识、传播知识、分享知识？如何将应对性知识富集的个体进行安置在合理的位置上去完成更加重要的救灾任务？如何在灾难的心理压力升级的过程中反而更有效地把握住这种压力？所有这些都应该从应对性学科本身的特征方面寻求答案。

        无论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汶川大地震将我们这些研究知识管理的人更多遗产，将会给中国的学术界更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