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报》2006年9月13日第四版发表韩松、刘秀娟、吴岩对话录

秀娟： 吴老师的意见让我很吃惊。虽然我认为近年来的科幻创作也不太令人满意，经常会疑惑它在现代科技社会的出路，但是还是对它寄予希望的，或许很多时候也是给自己的安慰。韩松老师是科幻文学作家，作为一名作者，您如何看待吴老师的这个看法？

另外，我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如果“科幻文学的历程即将结束”这一论断成立，那么之前我们极力提倡科幻创作中的人文质素（或说软科幻的一些质素）是否在现在看来是预示了这个结束的到来？我一直认为，这些质素是科幻文学的拓展之路，但是如果过分强调它，是否也意味着消弭科幻文学自身的文体属性？韩松老师是成就突出的“人文科幻”（更准确的命名请韩老师自己定位）的作家之一，不知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韩松：吴岩说的是有道理的。我也苦恼过这个问题。这些年来，科幻的确已经缺少了题材上的创新，许多作者是在前人创造的那些世界中变换花样。很多新作品包括欧美的新作品已不再能令人产生以前那样的神往，这些似乎都在印证科幻的时代正在过去。科幻或许真的可能只是科技时代初期的产物？一旦科技烂熟之后，科幻便将退场？不过，这种想法，在我这里是矛盾着的。我常常又觉得科幻至少在未来几代人的时间内还是有生命力的，因为科技发展带来的审美愉悦毕竟还没有终结，自然界的奥秘远未被穷尽，科技对社会的双刃剑影响还没有全部呈现，人类和宇宙的命运都还是巨大的谜团，另外，关键的是，人类的想象力还只是被开掘了很少一点点。再加上一个很现实的因素：中国还没有真正完成工业化，远没有实现科技的现代化，因此，相对于发达国家，在科技蒙昧时代的中国，科幻从理论上讲还会有继续发展的潜能。另外我倒觉得科学技术可能业已成为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的恒久和中心主题。不过，科幻必须不断开拓新的写法，包括尝试所谓的“人文科幻”（但严格来讲我并不认为科幻有什么人文和非人文之分，而且过分强调人文科幻是有害的）。我的观点是，科幻还应该更奇诡一些，更迷乱一些，更陌生化一些，更出人意料一些，更有技术含量一些，更会讲故事一些，更有思想性和社会性一些，这样，就还会不断吸引新的读者。既然报纸和诗歌都没有如预言那样在新媒介时代消失，科幻也很难消失。但它一般来讲不会是非常大众的——主要是作为小说形式的科幻。

吴岩：科幻的消失，是指这种文学形式的消失。是指它的主要创作范式——那种把科学和未来入侵现实时，将交接处的战争（或者说是将“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叙事主体的创作方式的消失；是指以“认知和疏离（这是Suvin对科幻的经典定义）作为主要宰制”的故事结构方式的消失。但我非常同意韩松所说，与科学相关的文学却不会因为科幻的消失而消失，不但如此，可能还会大大地加强。因为科学已经成为了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最近几年科技发展的加速，在西方，科幻小说的行销量不如下面的两类作品更大。一个是科学惊悚作品。这类小说将科学和未来侵入现实的速度无限加快。迈克尔·克莱顿（《侏罗纪公园》的作者）的高科技惊悚小说、罗宾·库克（《昏迷》的作者）的医学惊悚小说、汤姆 ·克兰西（《追踪红色十月号》的作者）的军事惊悚小说都曾大行其道。这些作品的阅读感受是紧张得无法喘气。觉得科技已经堵住了你的鼻子眼，让你无法呼吸。然后，在人们无法承受这种高速科技进步之时，第二类文学—奇幻文学登上舞台，《哈里·波特》的扫帚满天飞舞。奇幻文学的作者相信，再那么追踪科学，研判未来发展，对我们的身心都是一种摧残。不如回到没有科学的时代去放松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奇幻文学其实就是一种“掩耳盗铃”的文学。是一种让人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逃避文学”。《达芬奇密码》也是掩耳盗铃。想象一个秘密团体拯救世界，想象古代先哲能拯救世界，纯属枉然。当然，这类作品在当今社会具有相当积极的疗伤性质，这一点不容否认。可见奇幻类文学的发展，其实反映着科学高速变化的现实。遗憾的是，科技是一个无法停止的永动机。它自己就在不断进化行走。人们需要预警，需要了解。但是，经典的科幻模式又不能再用，因为作者不能产生有价值的愿景，这使科幻重新复兴的希望渺茫。“人文科幻”也只能是作者的一种愿望。我非常喜欢韩松《红色海洋》的小说结尾。一种新的、清丽的、类似中国明朝盛世的未来将重新出现。但在这之前，美国宇航局的专家 VINGE（他也是个科幻作家）计算出，人类知识增长的速度将超越心理加工的局限。于是，由于紧张和焦虑，人类的心灵将大范围地崩溃。我们这一代人将全部灭亡。郑和还没有再下西洋，我们已经葬身红色海洋。我想说的是，科幻作家将写些什么，如何写，已经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了。

刘秀娟：讨论到这里，我更清晰了吴老师之前说的科幻的“死亡”是一个什么样的内涵。它是指对一种文学形式的“置之死地而后生”，是对科幻要寻求新的表达得急切渴望，说到底，其实还是科幻创作的困境突围。就我的看法而言，我更倾向于认为科幻的困境是由于普遍的文学想象力和时代精神的缺失（像吴老师在开始时所说）所带来的。我认为两位专家在这一点上回到了相同点，即认为在目前中国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科幻在理论上依旧是大有可为的，但在实际创作上却不容乐观。在一个科技日新月异地突变、“科学”不再佩戴神秘而崇高的面纱日渐回落凡世的时代，科幻文学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想像一点外星人或者尚未实现的高科技就能吸引读者了。现代科技不但对科幻作家的科学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和文学才能提出了挑战。我特别喜欢《安德的游戏》，我想这个作品在这方面给我们能提供一些启发。就我们目前的创作实际而言，两位专家认为，当前的创作者应该在哪些方面加以努力以应对科幻文学新的时代要求？

韩松：我倒是很欣赏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说法。这符合科幻自己一贯宣扬的危机意识。但我认为科幻的实际创作不应太悲观，至少在看得见的时间内还可以乐观。这方面我更愿意主观一些，认为它取决于人的因素，我喜欢它它就一片光明，不管别人怎么去看去想。若说到今后创作者该怎么转型，我倒是最希望大家今后多求诸于己，把功名心放下。另外，我倒不觉得经典的科幻模式不能再用，而是今后怎么用的问题，把它用在什么语境下，用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王晋康、刘慈欣、何宏伟、星河等人的一些作品受到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方面有所尝试，但是，还是初步的。再就是，需要把什么是科幻的争论搁置一边，去发掘传统科幻与外界相交叉的模糊地带，一些新的题材可能就藏在那里。像《安德的游戏》，首先是一个题材问题，而它里面并没有太多经典科幻的高技术、硬科学。当然，一切取决于还会有多少读者喜欢科幻？科幻作家很大程度上不能左右这个。科幻的魅力减弱，一个原因可能是未来的景象包括科技发展的前景，在这一百年里，已被反复地预言得很清晰了，这中间也包括科幻作家的功劳，读者现在翻来覆去已看不到太新的东西了。也就是说，未来变成了历史。所以，如果科幻作家还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科幻创作的转轨的话，那即是一方面应从历史小说中寻找灵感，从“过去”里面重新找到疏离或陌生化；另一方面，就是继续探求想象力的极限，努力拼接出一些还未曾被人描述过的“未来”，或者发掘出一些被我们忽视了的“未来”，在新的创世中，创造出新的对现实的入侵。科幻是宿命，还是自由的呢？我仍然趋向于后者。 

吴岩：科幻的衰微，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虽然象韩松所言，在中国这个进程可能会延缓，但也不会持续很久。我认为，信心能够拯救的不是科幻文学，而是与科学相关的写作和与未来相关的写作。因为这是两种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侧面，不可能消亡。但是，有多少人能在全新的时代中真正描写这种东西呢？坦白地讲，今日中国多数的科幻作家，对科学根本没有感觉。他们远离科学，用封闭和自恋代替感受。我不是说科幻作家一定要是大科学家，一定要写硬科幻。但是，优秀的科幻作家一定是能对科学前沿开放感觉的人。韩松说“把功名心放下”，讲得太好了。这个领域中的从业者私心杂念不能太多。私心会导致人的封闭。我很佩服韩松，也佩服你提到的那些作者。我认为踏踏实实地写作，是通向感觉的惟一途径。韩松有两组作品特别有感觉。一组专门写后现代生活，包括《知识城一夜》和《互联网上的聚碳飞蚊》。第二组是写中华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包括《长城》、《春到梁山》、《红色海洋》等。这些作品中竟然漂浮着中华百万年的自然史和文化史，非常难得。我觉得韩松做了“后科幻小说”的很多尝试。他对科学和未来的独特感受，非常值得研究。总之，科幻作家应该比其他文类的作家更多地抛光自己的感觉才对。

刘秀娟：两位专家对于中国科幻的未来发展显然给出了不同的态度，到底未来的文学趋向是哪一种，我们拭目以待。如果是韩松老师所期望的“自由”，很好；如果是吴岩老师说“ 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并被一种更广泛的“与科学相关和与未来相关”的写作所替代，那也是一种完满。我的希望是，中国的科幻作家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扎实写作，努力以求，不放弃时代精神和艺术品质的追求，创作出更为饱满的作品。韩松老师的态度一直比较乐观，那您对目前的科幻创作实绩又作怎样的评判呢？而吴岩老师作为一名科幻文学界的重要的研究者，怎样来面对这个“终结”问题呢？毕竟，我们系统的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

韩松：关于目前科幻创作的实绩，我觉得，很多人都在兢兢业业地埋头工作，是真正喜欢这个才去做。从质量上，以一批新生代代表的，比起上世纪几个时期来，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一个是继承，经典科幻的一些好的东西，没有抛弃。二是发展，包括以前少有终极关怀，但现在有了。写人和宇宙的终极，有宗教感。三是复杂性。写人和物的复杂性，不仅仅是概念。四是科学内核方面，技术性方面，比起以前更加精致。五是多元化的内容和手法。六是对社会关注加强了，而不仅仅是科学带来的奇迹，批判性也加强了。七是科幻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从这些角度看，科幻是在进步的。但这种实绩仍不满意，一个是新生代之后的一代接不上来。一些作家已经活跃了十几年，但目前没有取代的他们的，仍然是几个人风头最强，没有大批的群体和跟进效应。这很遗憾。另一个是很多题材仍在重复西方人甚至我们自己做过的。三是没有能够出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科幻小说，比如《珊瑚岛上的死光》那样的。所以有忧患。

吴岩：科学文艺作品的社会影响，在于它与社会生活的广泛共鸣。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钱刚的《唐山大地震》等都是踩着当时的时代脚步，和中国人对科学、未来、对思考现实的热望相互吻合的作品。也是中国人向往独立自主、自由、中国向往新的国际地位的表达。今天，这样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与科学相关的写作仍然有着各种机会。我们的科幻至今还是与描述中国人追求科学的活动本身没有直接关系。所有写科学家的电影、小说，真正看着像中国故事的只有一部，就是《横空出世》。最近刘慈欣在一封信里讲，“应该写出像《亮剑》那样的作品”。他的想法值得深思。科幻研究与创作是两码事。科幻研究者不想对作家指手画脚。我们在分析作品，分析这类文本的独特性和历史发展。这是另一个领域。与创作相互平行。我们有我们对作品、作家、世界关系的模型。这些模型并不依附于创作。创作只是引发这些模型和思考的起点。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不会受到创作是否终止的影响。苏联终止了。苏联文学研究仍然在继续。科幻的死亡和与科学相关的其他写作的复苏，将引导我们继续前进。研究者对今天继续坚持创作的作家非常钦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了丰富的世界。过去两年里，我对当前比较活跃的刘慈欣、王晋康、韩松和星河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我所发现的一些模型，已经在国际会议上做过发表。一些国外学者对此也表示了兴趣还向我约稿。倒是国内研究者没有什么反应我感到很吃惊。科幻是当今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地。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大有可为。我们北京师大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就是出版十五本中外科幻理论著作。这项工作的最初成果，总共九本，将很快由福建少儿出版社和重庆出版社出版。上海出版集团还将出版一套理论译作。我们期望这样的工作将能引发更多文学理论家关注科幻，关注与科学相关写作的未来。

注：韩松，新华社高级记者，著名科幻作家。著有《2066 之西行漫记》、《红色海洋》等小说。吴岩，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高校科幻教学15年。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科幻研究项目。刘秀娟，文学硕士。《文艺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