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0月，出于无奈，我终于也走向了心里一直犯怵的驾校大门。产生对驾校的恐惧心理，除主要是来自毕业后学员的反馈——教练粗鲁甚至野蛮外，还有就是内心深处的不自信。

  (这个“教练”对我也缺乏耐性，陪练几天的时间内，总拿一根小棍敲打我。)

    我和另外四个人中年人分在一辆“拉达”车，教练小我们每人至少十岁。第一天，他只让我们轻抬离合器前后缓慢地直线进退，话不多，自然更不可能发火。但以后的几天里，开始拐弯、钻杆和移库，必须拥有一定的技术才能胜任时，我们往往顾此失彼，手脚无法和谐自如。教练以不屑的口气开始责怪我们，被教练批评后，我们更加手忙脚乱，结果适得其反。

   (对不起，他不是31岁的教练，是停车场的咪哥)

    ３１岁的教练已经有１２年的驾龄，以他娴熟的技术闭眼可开，但对于我们则一筹莫展。教练的急躁开始升级，呵斥很快成了家常便饭。学员大多数敢怒不敢言，尽管心里非常反感和气愤，但表面还要做出谦虚状，陪出笑脸连声称“对！对！对！”真是打你左脸后，你忙又把右脸伸过去……   

    几天后，这些平日里在单位即使不是教训人也是很体面的人沉不住气了。急忙悄悄商量对策，就象阿拉伯富有的海湾产油国那样，一遇麻烦就用抛美元来消灾。但五个人不能统一认识。至少我就反对：“不能开例！我不想这么屈辱地进贡。”

    但是以后我明显地感觉教练对我的冷淡，他不再训斥，而是对我出现的失误置之不理。这并没什么，身边会开车的人太多了，课后我随便问谁都能弥补，况且同车学员也会及时指出的。其实，所谓教练，根本也不会讲课，完全凭着熟练而已。我索性也不再请教他。因为有隐隐的敌意存在，我发誓要争气、学好。

    12月中旬，考试临近，同期的四辆车２０个学员汇集一起训练。我想用自己的成绩给教练一个响亮“耳光”。不料，临场却紧张起来，第一次操练就在起步时熄了火。教练在大庭广众之下以嘲笑的口吻评价我的“成绩”。我无地自容，愤然离去。

    考试那天上午，最后一次演练，我尽量放松，却发现很难做到。我太想在教练面前扬眉吐气了，反而欲速则不达。熄火的毛病虽克服了，却又频频撞杆。最初学习时的毛病又统统陈渣泛起。我气急败坏之余偷看一眼教练，他脸上没有了讥笑和轻蔑。而变得异常地温和和同情。

    下午顺利地考完钻杆。我感激地走到教练面前告诉他：“我在拐弯时碰了杆后，心里很紧张，但一抬头看你时，发现你给我投来鼓励的目光，我顿时平静下来。”一个学员忙插嘴：“上午你压了线后，咱们教练急忙对大家说：‘谁也别说他，他不是技术问题，是心理因素，不能让他太紧张。’你看，如今顺利过关了吧？”

    我惊异地望着粗鲁而年轻的教练，以往对他的怨气顿时云消雾散。第二天，收车时，我偷偷放进他棉大衣里一个“信封”他很辛苦，两个月也没有半天休息，工资又不高。而还会遇到我这样的学生跟他怄气。我从内心觉得对不起他。

    结业(我除外，路考不合格，必须补考)那天，分手时，他把我轻轻拉到一旁，将信封退给我：“谢谢你，我领你的情，但我们有规定，不能要学员的钱物。”我拒绝，口气坚决地回答：“现在已经结业，我们之间不再是师徒关系而是朋友关系，学校管不着！” 

    曾经让我望而生畏的驾校，一晃两个月就飞快地过去了。我学习驾驶技术的同时也接触了我们城市生活的另一面，现在，我可以对尚未进驾校的未来学车族说：“教练不是用粗鲁和野蛮一词所能涵盖的，我们需要的是沟通、理解和友爱。” 

后记：

   1998年初，第二次补考后，我才终于拿到驾驶执照。不过，这执照有些来路不正，是朋友走后门帮我拿的。要使按照考官的意思，我还得蹲班重学一次！但我知道，中国足球队再怎么换外国教头，也难以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领执照当天，英宁就陪我去买车，那时的“小银富”全下来整整16万元！我很快就把新车开成了破旧如乡间的“拖拉机”，车身被撞得百孔千疮，保险公司小杜倒透了楣，我可能是她出险率最高的保户。

   (票价回归到公益性前的四惠东站)

   谢天谢地，我现在终于洗手不干了。靠近地铁，进城就一头扎进沙丁鱼罐头，无车族的我，不必每次回家时再庆幸：“啊，我这次又平安返回了！”

    此文发表在98年初，现在是旧事重提，以纪念学车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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