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房东的公鸡率先迎接黎明。随着它一声比一声紧迫的鸣叫，猪在圈里也躁动不安，我真切地听到它们在狠狠地冲撞门槛，表示对早餐迟迟不上的愤怒。很快，连温顺而文静的山羊也打破沉默，在隔壁沙沙作响。一丝光线照射进来，我看看小座钟：还不到5点。

    刚要继续睡，一阵清脆、急切地钟声传来。很快，房东大婶就呼三喊四地叫醒她的三个儿子。10分钟后，他们弟兄三人沉重的脚步急促冲过窗外。母亲起床，房东大婶说：“你们娘儿几个，赶明儿听到钟响也得跑到‘老魏坑’候着，队长在那儿派活儿。”当地人比城里人更喜欢使用“儿”话音，这种习惯居然使王辛庄的名字变成了“辛壮儿”。

 早餐自然无法从容。一般农家就是一大锅棒渣粥（即玉米渣粥）、贴饼子、白薯及生葱沾黄酱。在北京的时候，我就不肯吃窝头，那时玉米面与白面和大米的供应比例是4：4：2，而这里三个的比例是8：1.5：0.5。母亲看着我绝望的脸说：“如果不吃玉米面，你可怎么活？”

天彻底明亮时，我们三人才起床。要开始新的生活，必须直面现实。村里的孩子们来看我们，请他们引路去水井汲水。沿着弯曲的小路，穿越多家农舍和一个池塘，一路总有人开门见山地好奇发问：“你们是新来的下放户吧？”我们不敢怠慢，微笑地回答：“是。”当来到井台旁，我们三人全愣了。井水虽然不是深不可测，但怎样能使桶灌满呢？

 二善，新上任不久的队长魏宝清之次子，比我大半年，他说这容易，用扁担一端的铁钩将桶徐徐放下后轻轻一甩，桶就满了，他又用力反复下沉和上提几次，然后，三、两下就轻松的把一满桶水汲了上来。二善是个百分之百的文盲，他的失学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他从心里就厌倦学堂。如同驾校那些低素质的教练一样，他不仅不会言简意赅地讲清井下汲水的原理，甚至连简单的传授也说不明白，只会一个劲儿地说：“就这样一甩就成。”我们一知半解地依照二善的指示，不料，就这样一甩便把桶甩进了井底。

周边各个篱笆院里一旁注视的女人们对这一切早已是意料之中。她们不约而同地提示二善去找大宝军，我们感觉这个大宝军一定是能逢凶化吉的人物。学名魏宝军的大宝军，摇摇晃晃地笑呵呵走来，肩上还挎一捆麻绳。我们用感激的目光迎接这位其貌不扬的救星，桶是房东大婶的，第一天就把人家桶丢了可怎么办？

 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从另一个方向走来，魏宝军急忙唤住他：“小五，去，把你家钩子拿来！”小五比二善小两月，是王家的第五个儿子。虽然名为王辛庄，但王家姓氏在这里却深受排挤，他们家族人户不多，但都比较富裕，结果这些上中农甚至富农，就成了魏氏家族、李氏家族和胡氏家族中许多贫下中农们要革命和专政的对象。小五迅速取来水钩，魏宝军很快就将沉入水底的桶打捞出来。小五问二善：“你没教他们呀？”“教了。”二善委屈地回答。小五给我们做示范、讲解，这时，井台已经围拢许多观众。

几天后，我们就起早贪黑地与农民站在同一起跑线了。刷牙和洗脸都因为清晨的时间过于珍贵而取消了，攥捧着贴饼子和生葱沾酱就跑到“老魏坑”的钟下恭候魏队长的调遣。所谓老魏坑，就是一个小巧的池塘，因池塘沿岸住户均为魏家姓氏而得名“老魏坑”。池塘四周长满杨柳，男男女女每天清晨就在这树丛与池塘旁开始劳作的一天。 

魏宝军是政治队长，与魏宝清属于同宗兄弟。比起精明且严厉的魏宝清，魏宝军相当宽厚和过于麻木，并且丝毫没有政治领导通常具有的“政治味道”。虽然那时我才14岁，但在恶劣的环境中也懂得利用儿子外交了。我企图用与二善的友谊换来魏宝清的好脸，但一直不能奏效。魏宝清必须在树立权威的初期找一个可以任意捏弄的对象，以达到杀一儆百的威慑作用，而我们一家则别无选择地被送上了他施展淫威的案板。

这是一个我心里长期不能宽恕的农民，他缺乏起码的人性和善良，有虐待狂的倾向。如果给他屠刀，他定会不眨眼地砍向妇女、儿童和老人。他对我们一家战战兢兢的劳动总是百般挑剔、恣意呵斥。由于政治的原因、由于新来乍到、无亲无友和孤儿寡母，我们忍气吞声，饱受着他对我们人格的凌辱和尊严的践踏！

魏宝清是我们在王辛庄唯一遇到的凶神恶煞，是一个我暗地里总是诅咒的恶魔。他给我们心灵留下深深的创伤，让我们第一次懂得什么叫做“坏人”！无论是割麦子、掰玉米还是刨白薯、种花生，无论是施肥、浇水还是扬场、晒谷，总之，魏宝清总要在大庭广众之下高声指责我的动作不规范或效果不理想。知道我们最怕提起“家庭出身”，他每次偏偏就一针见血总把“家庭出身”挂在嘴边。

二善似乎也是无奈，抛开“儿子外交”的功利目的，我对于二善始终充满好感。他没有继承父亲的基因，憨厚和诚实，他总以保护人自居，只要我们在一起劳动，他总要帮助我完成。

小五的学名叫王泽宝，这是我在王辛庄生活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后来弃农而再次就学时，便与王泽宝成了同班同学。王泽宝聪明却不爱学习，因为出身问题也由于自身性格，软弱而优柔。他善良和忠诚，有时难免遭人算计。我们可能难以达到心灵更深处的交流，但他是我可以信赖的朋友。在那孤独和绝望的日子里，他分担过我的忧愁和苦痛。在王辛庄中学时，我因为不被乡村男教师王寿丰所看好，总被冠以“白专道路典型”而遭排挤。王泽宝那个时候其实是很为难的，一方面他深知和信任我的为人，但另一方面又受到校方施加的“少接近这样不要求进步的学生”压力。

既不能因此背上黑锅，断送自己前程，又不肯失去我这个公认的“有文化、有教养”的朋友。王泽宝一直巧妙、得体地在夹缝中周旋。毕业前，他入了红卫兵，对于一个富裕中农的儿子，这是奇迹！同时，也没有伤害我，他虽然没有多大的能力保护我，但他的确想这么做并且也尽力而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