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巫到圣的周易哲学

——中国无神论思想源头

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只有中华民族没有产生出西方式的宗教主神，如佛陀与耶稣那样的至上神，但我们似乎又是一个多神教的传统，民间信仰的神祗可谓多如牛毛。不过追根溯源我们还是一个无神论的传统。作为“六经之首”的《周易》，奠定了中国无神论文化的基础。《周易》原是一部卜筮之书，它源自于上古时期的巫术活动，所以《说文》云：“推十合一曰士”。“士”就是古代的“巫”，他们是那时的知识分子，在他们中产生了最早的人类智慧——巫学智慧。卜筮的基本理念是趋吉、避凶、求生，也就是通过巫师们的推算以达到参破天机避开祸患的目的。《史记·礼书》云：“能虑勿易，亦以易为占。简易不易变易。皆易之用。非易字本诂。本诂固占卜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左传·昭公七年》又云：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卫国主其社稷。”遇屯三。又曰：“余尚立絷，尚克嘉之。”周易作为一部巫术占筮文献无疑，由此反推，做易者亦应为古代的大巫。相传伏羲始作八卦，“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传》)这种仰观俯察采撷兆象的行为可证伏羲乃为远古时代的巫者。《路史·后纪》卷三记载“神农使巫咸主筮”。《太平御览》卷上九引《归藏》说：“者者黄帝与炎帝争斗涿鹿之野，将战，筮于巫咸”。巫咸是一个世袭的巫官，历百代而不绝。《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巫咸、巫即、巫盼……十巫，从此升降”。《说文》谓：“巫，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 指出伏羲与的巫者身份并不困难，困难在于理解这些巫者何以同时就是古代的圣人。《易传》里有太多的文字信息：“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圣人设卦观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圣人之情见乎辞”；“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盖取诸大壮”，“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诸大过”，“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夬”；“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等等。

在这些文化思考的痕迹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重大的理论逻辑转换，那就是从神灵崇拜转向了圣人崇拜。这个转换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但它预示了中华先民神话思维的一个特有的品格的形成，即从外在神圣转向了内在神圣，也就是人的自我神圣。因为巫术活动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参破天机趋吉避凶求生，在这个活动中，已经内在地隐含了中华先民在敬神中渎神的幽默气质。《乾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已经是相当自信地流露出圣人作为神与人的中介、与神人合契的人格精神。所谓“大人”，即圣人之意，他位居乾卦九五之尊，是为至美至圣之人。陈梦雷据此发挥道：“九五之为大人、大以道也。天地者、道之原。大人无私、以道为体、则合于天地易简之德矣。天地之有象、而照临者为日月，循序而运行者为四时，屈伸往来生成万物者为鬼神。名虽殊、道则一也。大人既与天地合德、故其明目达聪，合乎日月之照临；刑赏惨舒，合乎四时之代禅；遏扬彰瘅，合乎鬼神之福善祸淫。先天弗违，如先王未有之礼可以义起。盖虽天之所未有、而吾意默与道契，虽天不能违也。后天奉时，如天秩天序天理所有，吾奉而行之耳。盖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而不能相通。大人与道为一，即与天为一，原无彼此先后之可言。”圣人以天下为己任，“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这是一种进取、有为的人格精神，和“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的人格理想。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的无神论思想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因为在从巫到圣的演变过程中，神格转化为人格，在生活中已经没有神的位置。人的力量可以取代神的力量，像伏羲那样通过仰观俯察采撷兆象的行为就可以预知天命，“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只要能“生”，遑论其他？而在后来的文化演进中，非但不去敬神反而开启了人的自我神圣的进程，这就是悟道成仙的蔚为大观。仙的产生本质上更是对神的调侃。中国民间文化中表面上看似乎是多神的，但多神即无神，因为人在神前不是崇拜而是索取，更像一种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