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水潭中的一抹涟漪

——也读李劼人《死水微澜》

《死水微澜》写的是一个农家少女邓幺姑嫁到天回镇当上了杂货铺的老板娘(蔡大嫂)，丈夫蔡兴顺愚钝，被人喊作“傻人”。袍哥“罗歪嘴”彪悍豪侠，与邓幺姑你来我往，暗通款曲。因争风吃醋被罗歪嘴赶出天回镇的陆茂林密告罗歪嘴勾结义和团反洋人，曾被罗歪嘴算计劫掠过的顾天成怀着复仇心理加入教会，试图利用洋人势力复仇。官府派兵砸封兴顺号，蔡傻子锒铛入狱，罗歪嘴逃得无影无踪。顾天成来到乡坝打探罗歪嘴行踪，不想被落难的蔡大嫂所吸引，提出娶她为妻。为了救出狱中的丈夫和儿子的前程，为了情人不再遭追杀，她又嫁给了顾天成。“死水”象征中国晚清社会现状，李劼人通过蔡大嫂(邓幺姑)等主角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描绘出“安静地如死水一般的古城”在时代的风潮下激起的一丝微澜，而成为当时整个中国旧社会的一个缩影。一般研究认为小说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前后四川社会“袍哥”和“教民”的冲突，其实只是故事的外部结构。作家着力描写的其实是辛亥革命前的晚清社会各阶层众生相，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溺在各自的尘俗生活与欲望中，没有一点宗教超越的因素——一般人，比如贪恋男欢女爱而乐不思蜀的罗歪嘴与邓幺姑固然没有宗教信仰，而小地主顾天成之所以“奉洋教”，也只是想借洋教“师母”的力量报复曾经在赌场设局坑害过他的仇人罗歪嘴，恩典慈爱，何曾降临到他头上。这里实在是一潭未曾被外界新鲜空气吹拂过的“死水”，邓幺姑自幼长在乡间，一听别人在闲谈中说到自己其实从未接触过的“洋教”如何跋扈，就怒从心起，责问罗歪嘴们为什么不敢把它灭掉，这一段情节虽然是他们男女调情必有的内容，却也生动描写出一个普通的中国内地无知无识的女子对于“洋教”似乎与生俱来的仇恨，其中混杂着原始而暧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世俗伦理，实在值得研究。让人不解的是，近些年来有关《死水微澜》的解读似乎过于一厢情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就是北京大学蓝棣之教授的“症候式分析”，他写了一篇文章：《从女人的品行，写历史的转捩——长篇小说〈死水微澜〉的深度模式》，后来又听到曾经的批评大腕刘再复将这部小说誉为“中国的《包法利夫人》”，郭沫若甚至在1937年就把作者称为“中国的左拉”，我感觉他们都有点过分抬高了。邓幺姑固然有包法利夫人爱玛的影子，她的丈夫“蔡傻子”则活脱一个“查理”，但小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展开之前，通过描写中国内地底层民众原始的欲望和浑然不觉的罪孽，抵达了世俗生活价值的极限及其必然灭亡的结局。故事发生在义和团运动前后，那时候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尚未开始，作者在描写这样一个前现代生活世界时，完全抛开任何现代性叙事的法则，完整地描述前现代生活世界却既不赞同也不反对现代性叙事法则，避开了各组长意识形态的圈套。而艺术一旦不负有把握历史规律或宣喻历史真相的使命，就更容易接近艺术本身。尼采说，“我们拥有艺术，就是为了不至于为真理所灭亡”，确实真正的艺术总是在各种先验的真理之外产生，一旦落入这样那样的真理管辖范围，就会很快窒息。这话不知会让蓝棣之教授们做何感想。

在我看来，《死水微澜》的深刻在于，人在一种浑然不知的纵情恣肆状态下享受生命的原罪，他们有罪，但不自知，作者也在佯装不知，而让后来的人们承受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增加的道德重负。蓝棣之的文章煞有介事地分析，在罗歪嘴在妓女刘三金和蔡大嫂之间竟然还区分了无情有欲和有情有爱两种状态，认为后者是真爱，其实近乎扯淡。晚清时期的中国男女，他们过的是一种接近原始的情感生活，可以说是一种亘古未变的“深度模式”，而绝不可能是因时而变的时尚新潮，当然更不可能传递出什么“历史的转捩”。如果说“女人的品行”有这么大的能量，那么唐朝的“红拂夜奔”岂非早就成了“包法利奶奶”了。刘再复称“邓幺姑就是中国包法利夫人”，其实二者相同的只是她们对于超出自己现实生活之外的新鲜世界不竭的渴望。蔡大嫂的性情和举止究竟是证明她“反封建”的叛逆还是止步于“封建”的保守呢？无论囿于哪一端，可能都不尽准确，因为蔡大嫂的行为逻辑可能完全与“封建”制度无关，她既不想受困于传统的规矩，也无意成为时代新女性，其动因来自成都省城的“好生活”，为了向城里的太太小姐的“三寸金莲”看齐，少女邓幺姑咬牙忍痛“缠足”，还和劝阻她的母亲置气：“妈也是呀!你管得我的!为啥子乡下人的脚，就不该缠小?我偏要缠，偏要缠，偏要缠!痛死了是我嘛!”这样一位旧女性何来现代性？包法利夫人反叛着婚姻的现实，是因为她有过那种超越物质的爱情幻想和精神梦境，且能因理想幻灭而饮鸩自戕。蔡大嫂则不然，她的这些叛逆却来自现实生活的欠缺，而不是对这个平庸世界本身的不满，所以她们沉溺于新的享乐，也容易自我调适，处理好眼前的危机之后，会自然接受新的环境、新的秩序。所以当她的情人罗歪嘴逃跑之后，她差不多是“果断”地嫁给了顾天成，所有的情义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