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文化之源流考

——心禅 诗禅 狂禅

中国禅宗与其说是一种宗教毋宁说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现象学或诗化哲学。因为它并不具有一般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特征，而是深深地融入了中国本土文化，并在与本土文化的交融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一种文化美学。任何宗教的传播为了争取信众都必须向本土文化顶礼致敬，吸收本土文化资源，佛教也不例外。让人意外的是，佛教传入东土后非但没有把原教旨贯彻到底，反而被中国文化同化了。禅宗在其发展道路上逐步淡化了印度色彩强化了中国特色，成为所谓中国化的佛教，这可能也是一个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公元524年，南朝梁武帝五年，正是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达摩祖师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 (荔湾区华林寺、上下就一代称为“西来初地”)，他抵达广州时，适逢南朝的梁武帝萧衍笃信佛教，“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他的杰作。达摩应邀见到梁武帝后，他们之间有了这样一段对话，尔时武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师日：“廓然无圣。”帝日：“对朕者谁?”师日：“不识。”又问：“朕自登九五已来，度人造寺，写经造像，有何功德?”师日：“无功德。”帝日：“何以无功德?”师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善因，非是实相。”武帝问：“如何是真功德?”师曰：“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武帝不了达摩所言，变容不言。达摩其年十月十九日，自知机不契，则潜过江北，入于魏邦。(《祖堂集》卷二)达摩的回答，等于是否定了梁武帝的所有问题：无圣，佛性本无差别；谁在对面？我不认识，因为无我相；何以无功德？此非实相。实际上在这历史性对话的一刻，达摩祖师就已经把禅的本质引向了心悟，这是中国禅的起手式。第二式就是传法二祖慧可。慧可求法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 师(达摩)曰：“将心来，与汝安！” 曰：“觅心了不可得。” 师：“我与汝安心竟。”(《景德传灯录》卷三)达摩的意思就是要破妄心，觅真心，回归佛性。他认为妄心是生死流转的根本，当情现相，虚妄不实。众生都具有真心，也可称为“佛性”“觉性”，但大家只认其作用显现的“妄心”，而无法认知其光明寂然的自体。这个点拨让慧可当下大悟。其实六祖慧能也是忠实地发挥了禅宗心法，他在广州光孝寺关于“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的著名公案，正是一次典型的心禅开示。禅宗在中国的起步，正值魏晋玄学与庄学的大行其道，所以他们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壮大自己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这两者也正好一拍即合，因为庄子本身的审美细胞也是他们所需要的精神营养。

心禅的开启也打开了审美的大门。佛门里的一段公案记载了这样的场景：“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是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柯迦叶”（《五灯会元》卷一）佛祖与迦叶之间这种拈花微笑以心传心的沟通方式，无疑是开通了一个审美化的诗意联想法门，这是心禅向诗禅的进一步推进，它用一种诗化的心态改变了人的世界观。后来的吉州青原惟信禅师把这个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展开：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前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大众，这三般见解，是同是别，有人缁素得出，许汝亲见老僧(《五灯会元》卷十七)。这里讲的开悟三阶段，第一阶段是客观性观察，第二阶段是主观性分别，第三阶段则是物我两忘：见山不是山，见水何曾别？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五灯会元》)自此以后，中国文化史上就开启了一个以诗参禅的新时代，诗与禅趋向于融合，如，“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尽日寻春不见春，芒鞋踏遍陇头云。归来笑拈梅花笑，春在枝头已十分”。“学诗浑似学参禅，头上安头不足传。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气本冲天”；“学诗当如初学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整个唐宋诗坛上诗禅合流都是一个主调，白居易、刘禹锡、黄庭坚、苏东坡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禅宗在在中国的发展进程，始终都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历史洪流。如果说魏晋是第一次大潮，那么晚明就是第二次大潮。在晚明出现了狂禅的新趋向，最著名的就是“呵祖骂佛”了，禅门中非佛非圣的传统其来有自，达摩祖师便有“廓然无圣”的说法，六祖一见五祖便要“成佛做祖”，发展到丹霞禅师的骑圣僧像，烧木雕佛，一直到德山宣鉴禅师全面辱骂，粪土相加，“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 德山骂佛的背后逻辑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超佛越祖的真正意蕴就是打倒偶像，非佛非圣的结果必然是众生皆佛皆圣，这是一种大慈悲。晚明的另一个动向就是“三教合流”，明代高僧憨山提出，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则一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梦游集》)这是一个包容开放的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