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的女性不可小觑

——读韩江《把晚餐放进抽屉》

搞到了几本韩江的诺奖代表作：《玄鹿》《素食者》《失语者》以及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忽然发现她的诗集可能更值得关注。因为评委会的颁奖理由是她“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for her intense poetic prose that confronts historical traumas and exposes the fragility of human life.)对一个小说家的作品强调其“诗意”这在历次颁奖词中还不多见。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转向，因为它可能颠覆了一个几十年来不证自明的观点,，这就是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甚至写首诗，也是野蛮的。”(Nach Auschwitz noch ein Gedicht zu schreiben ist barbarisch.) 阿多诺认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因为他在经历了二战的巨大创伤后，诗歌已经无法表达大屠杀的残酷现实，可能会被遗忘或被美化，从而掩盖了纳粹的罪行。但韩江说：“我花二十年的时间写了一本诗集，通过这种方式重新审视语言与真实的关系。任何语言、每个句子都包含着美丽和卑劣、纯洁和肮脏、真相和谎言。”“如果被允许，我想谈谈苦痛”，以诗的方式表达内心的痛苦，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一种少有的理性与清醒。近日看到一篇评论声称这次获奖“是东亚女性的一次胜利”，感觉这也太能碰瓷了，其实这只是高丽民族的胜利，与“东亚”何干？想想这个东方大国的相亲市场把婚姻恋爱这个本是浪漫诗意的事情搞成了赤裸裸的叫卖与交易，就可知我们已经与诗意有多么遥远了。包括许多当代女作家的作品，很难找到真正的诗意可以恭维。

韩江是一位文化英雄。直面历史的创伤需要勇气，需要清醒，她说：“发疯，是我刺痛这个世界的唯一方式。”她的小说《素食者》就是用“我不吃肉”这个极端的方式对世界进行挑战。在一个非诗的时代，她成了一个真正的诗人。她的写作几乎都聚焦于女性和边缘人的生活，这些人物像没有希望的世界里的孤儿，在下着雨的黑暗街头徘徊，她记录下了那些不寻常、不服从的女性们的生活，揭示出强烈反抗对女主公和她身边所有人的冲击。相对于我们的文学中那些大红灯笼之下的废都调情，我甚至能感受到文字背后的刚烈之美。但韩江显然不是在中诉苦卖惨，而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自由发挥。这让我想起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一段论述：“‘文学’在这个时候倒是成了已被工业资本主义从英国社会表层抹杀掉的创造性价值准则得以受到赞美和肯定的少数飞地之一。在这里，‘想象性的创作’能够以未经异化的形象出现，诗人的直观与超脱的思维本身对束缚于‘事实’的理性主义或实用主义思想构成为一种生动的批判。：……诗歌的词也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在技巧上有一定格式的写作：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含义、政治含义和哲学含义；统治阶级一听到诗这个字很可能真的要伸手拔出手枪。文学成了一种完整的对抗思想，而‘想象’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政治力量——布莱克和雪莱就是两个很好的例证”。 诗性是人的生存的理想状态或曰非异化状态，它是人对自己的本质的实现和占有。这是迄今为止在文学这一最为个性化的领域中人类所达成的一个最重要的共识。

“如何接受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个地方有痛苦人生这一事实。就算我现在活得很安稳和平，但总不能说这世界和平吧。人生不可能那么不起眼和脆弱，我只能够怀抱痛苦继续生活。” 韩江说自己是怀抱着痛苦创作而来的，她将继续审视痛苦完成自己接下来的作品，读她的诗，我们能感受到她深沉的痛苦，这可以理解为她的思想前史，她的全部写作都是在她的诗性道路上不断前行。在诗集里，她表达了一个真实的自我，我们能读到思想尚在胚胎状态时的样子，形状还没有完全固定、轮廓边缘不那么清晰，可以拿捏、把玩，却又无法贴近、深入的。与每个人的理解、认知、感受，隔着一层朦胧的“肚皮”，到了小说阶段它们就逐渐清晰了。小说演绎的多半都是“他者”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本源却是创作者的“自我”。我无法在此进行比较文学的讨论，根本原因是我们的文学没有自我。韩江让许多人汗颜，她向黑暗的现实坚决地说“不”。

附：《流血的眼睛》

如果被允许，我想谈谈苦痛

初夏的天际

仰望着摇曳的巨大柳树

随着那灵魂的频率

领悟到灵魂破碎的瞬间

（真的）如果被允许，我想询问

即便如此破碎

我仍然活着

皮肤柔软

牙齿洁白

头发依旧乌黑

在冰冷的瓷砖地板上

跪下

记忆起根本不相信的神时

救救我，这句话如此隐约闪烁的理由

眼睛里流淌的黏糊糊的东西

为何不是血而是水呢

破碎的嘴唇

黑暗中的舌头

（还是）流向漆黑开合的肺脏

我还想询问

如果被允许的话

（真的）

如果不被允许的话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