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

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在中国共有两个译本，一个是巴金、臧仲伦的两卷本，一个是项星耀的三卷本。前不久刚刚读完了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为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骨深有感触，至此，俄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传统在我心中已经连成一线。因为高尔基的独立人格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着，它是自赫尔岑以来俄国知识分子风骨的延续与发扬。我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崇高人格精神早已心仪久之，特别是赫尔岑对我影响深远。我最早读到的《往事与随想》是巴金译本，在《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后来又出了他与臧仲伦的全译本，听说项星耀的译笔要更好一些，于是也找来读了。我觉得这部书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处世的态度——为什么有自己的立场和鲜明的感情是很重要的，但是保持怀疑、宽容和幽默感或许更为重要。赫尔岑是个社会主义者，可是他的社会主义更像是独立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包含了他内心对于正在诞生的新时代的所有幻想。可是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对个人的压迫，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贫穷、特权、不自由，如果社会主义意味着某追求种天堂的热病式狂热，那么他就会和这种社会主义划清界线。所以他会对罗伯特·欧文敬仰有加，对巴贝夫军营式的共产主义教条有无限的反感。当代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极少有这种品质了，也就是这种基于生活的观察，以及无时无刻都存在的，适度的怀疑精神。这种品质就是在保持对信念的信仰的同时，仍然睁开双眼凝视生活，而不堕入对理念的崇拜之中。因为生活无比复杂，各种湍流造就了无数的机会与可能性，没有什么是必然的，能够把握的只有现在，“我们毕竟还是我们自己，而不是注定要为进步历尽艰辛或者用来体现某种没有根基的思想的玩偶，我们应当感到骄傲的是，我们不是天意手中的针和线，不是用来编织历史这个色彩斑斓的织物“，这种伟大的见解淹没在了各种劣质版本的辉格史学与历史决定论的洪流之中，几乎永无重新抬头之日。直到20世纪人们为此付出了无数的代价，才更深的理解赫尔岑的洞见。必须保持开放，开放不会毁灭你的坚信，而封闭只会让他更为脆弱。沉迷于历史的影子，从历史中寻章摘句的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并不能使你所坚持的东西免于批评。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固然可以说是它有伟大的人民，但首先应当是它有伟大的个体。如果个体淹没在空洞的“人民”之中，它就只能是一个群氓组成的乌合之众。深沉、悲悯、富于道德力量的俄罗斯文学，正是这样的个人所撑起来的。亚历山大一世时期，艺术院长提名阿拉克切夫伯爵为名誉院士，艺术院秘书拉勃津问这个伯爵有什么艺术贡献，院长勉强答道：伯爵是离皇上最近的人。拉勃津答道：“要是这个理由站得住的话，我就推荐马车夫伊里亚·巴依科夫，他不单是离皇上近，他还坐在皇上前面。”拉勃津为了捍卫艺术的尊严不惜付出被流放的代价。亚历山大一世的弟弟尼古拉（后继位为皇帝）有一次企图戏弄一位军官，要抓他的衣领，这位军官庄严地说：“我的佩刀在手里呢，殿下。”一语将尼古拉击退。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十四岁的贵族少年赫尔岑决心继承他们的志愿，推翻集权政治。他把这些离经叛道的想法向两位老师倾诉。一位老师说：“但愿这些感情在您身上成熟并且巩固下来。”另一位总是断言他不会有出息的老师则说：“我的确认为您不会有出息，不过您那高尚的感情会挽救您。”青年赫尔岑被政府速捕以后，负责侦讯工作的莫斯科要塞司令斯塔阿尔将军认为他们清白无罪，乃向皇上直陈已见：“陛下，请顾惜我满头的白发吧。……这件事关系到我的荣誉——委员会里做的事情是违反我的良心的。”他愤然退出侦讯委员会，事后还上书要求释放这些无罪的人。俄罗斯君王叶卡特琳娜二世和具有革命气魄的彼得大帝，包括那个政治上极为反动刻板的亚历山大一世都非糊涂愚蠢的君主。在他当政的后期，俄国有许多秘密团体，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制的政治主张，大臣们不断要求皇上收拾这些革命者，皇上一直按兵不动。当臣子们力陈形势之严峻，再三要求采取行动时，亚历山大一世用法语对他的部属说：也许这些东西都是幻想和错误，可这都是我年轻时赞同过、信奉过的东西，不应由我来进行惩罚。在沙皇的宽厚态度底下，隐伏着他对于历史要求的洞悉和对民族集体意志的理解与尊重。上列诸人，不管是艺术院秘书还是禁卫军军官，不管是教师还是要塞司令还是沙皇本人，他们都无不表现出浓郁的人文气息和坚定明确的历史良知。单是根据这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即可断言这个民族必然会诞生文化巨人，因为这里有适宜的气候和丰厚的土壤。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生成的“大师”们，真是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即如梁漱溟、冯友兰、胡风、季羡林之流，充其量也只能算是矬子里的大个儿，因为在民族发展的大是大非面前，除了昏头就是滑头，看不成他们有什么风骨与独立精神，这是最让人丧气的地方。所以中国文学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是完全在情理之中的。这也是俄罗斯文学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