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人的干谒之路

翻开中国文学史，一道刺目的风景就是那些大诗人们终生奔波在路上，栉风沐雨，风雪夜归。“干谒[gn yè]”这个词的意思是，为某种目的而求见 [地位高的人]，或称“求请”。《北史•郦道元传》：“﹝弟道约﹞好以荣利干谒，乞丐不已，多为人所笑弄。”《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统曰：“若便将出，似乎专藉荐书来干谒矣。” 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 宋•欧阳修《论举馆阁札子》：“士子奔竞者多，至有偷窃他人文字干谒权贵，以求荐举。”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神女》：“虽属大僚通家，而未尝有所干谒。” 清•侯方域《贾生传》：“闲读书为文词，干谒当世，举茂才第一。是时，贾生年二十馀。”这种干谒行为在历史上大约是不绝如缕，代不乏人。迄今为止，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文人干谒发生在刘勰身上。据《梁书•刘勰传》：“初，勰思撰《文心雕龙》五十篇，……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一个大理论家向一个大诗人求请，“状若货鬻者”，这个样子，想想都让人心酸。好在沈约也不是外行，他虽为高官大佬，但是创作与理论俱佳，他的诗歌声律理论及永明体诗影响深远。所以请他首肯还不算难堪。但是后来的干谒者就没那么自然了。钱穆先生曾说：“干谒之风唐人最盛，至宋犹存。”一部唐诗史，差不多就是一部干谒史。那些光耀千古的大诗人，在光鲜亮丽的外表后面，差不多就是一部低三下四的屈辱史。因此才有前述杜甫的“独耻事干谒”之说。也正是因此，在唐诗里的颂扬、赞美、吹捧、阿谀之声不绝于耳，即使伟大诗人也未能免俗。大唐盛世让最清高的一批文人低下了高贵的头，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精神而言，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公元747年，杜甫参加制举铩羽而归，写了《赠送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参加制举失败，对杜甫的打击很大，从这一年开始，他开始不停地干谒权贵。公元748年，杜甫给左丞韦济写了三首诗干谒诗，分别是《赠韦左丞丈济》、《奉寄河南韦尹丈人》、《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此外，杜甫还给比部萧郎中写一首《赠比部萧郎中十兄》。公元750年，杜甫还认识了翰林学士张垍，他是张说的二儿子，同时也是驸马，杜甫写了一首干谒诗《赠翰林张四学士》。公元754年，当年春天，杜甫将家人从洛阳带到长安，因生活贫困，又搬家至奉先。杜甫这一年写下了大量的干谒诗，如《投赠哥舒开府翰二十韵》、《赠田九判官梁丘》、《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赠陈二补阙》等，同时陪达官贵人游玩写诗，来维持生计。其他诗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遑多让。公元733年，诗人孟浩然虽已过中年却无缘仕途。于是他给旧友张九龄的《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道：“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诗的前段描写八月洞庭美景，可谓气势恢宏；后段则以欲渡无舟楫，处盛世却入仕效命天下而羞愧，祈盼得到推荐。《集异志》载：为了能中举为官，王维通过岐王李范拜访唐玄宗的同胞妹妹玉真公主。并献上自己“旧诗清越”的诗作十篇。玉真原以为这些诗作是古人佳作，见到自己的偶像后，她惊喜道：“皆我素所诵习者。”因而王维于公元721年刚弱冠时即中“解头”。公元725年前后，王维曾以《上张令公》献诗给丞相张说，未果；十年后，王维又献给官至始兴县伯的张九龄《献始兴公》，诗中以“大君子”称张、以“为苍生”为自己的理想、以“贱子”自称，可见其求官之迫切，后得任右拾遗。李白虽有“斗酒诗百篇”的才情，但因出身商贾而无法科举入仕，只好走上漫漫干谒之路。他曾多次谒见安州长史李京之、裴宽、张说之子驸马都尉张咱，还干谒过益州长史苏题、邠州司马李粲、安州都督马正会、秘书监贺知章等等，可谓“遍干诸侯、历抵卿相”。公元734年，李白在给荆州长史韩朝宗的《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明显放低了身段。白居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也曾是一首干谒诗。据唐张固《幽闲鼓吹》所载，白居易年少时进京应举，献诗干谒顾况。顾况见卷首署名笑道：“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翻阅诗卷首篇即是此诗，顾况一读之下大为赞叹，感叹道：“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于是四处称道白居易使他声名大振。公元1057年，苏轼、苏辙兄弟同榜应试及第，轰动京师。苏轼写了《上梅直讲书》，把梅尧臣比作孔子；苏辙写了《上枢密韩太尉书》，谓韩琦“入则周公、召公，出则方叔、召虎”，捧得梅、韩二人都不好意思了。大才苏轼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中国古代的干谒之风源远流长，究其根本原因大略有三：一是社会风气的“官本位”，学而优则仕，这是一个人的价值归宿；二是选官制度的荐举优先，这是一个人的进身之阶；三是文学艺术的地位低下，文人从来没有赢得过真正的社会尊重，到了元代沦落至“九儒十丐”只是一个逻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