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见证与悲悯情怀

——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手头这套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是1979年至1980年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译本共6册，出版说明中还有“苏修作家”的字样。后来还见到一种节译本共2册，为花城出版社“流亡者译丛”之一，但我更喜欢前一种。后来全译本的译者在原译本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校译，补充了新版本的内容，由海南出版社推出上中下三册，可惜我还没见到。在苏联文学史上，伊利亚•爱伦堡是一个闪光的名字，他既是一个时代的开启者，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者。他的小说《解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社会价值已经超出了文学价值而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解冻文学时代，这有点像中国当代小说《伤痕》开启了伤痕文学时代。而他的多卷本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则真正经历了人、岁月和生活的考验，成为经久不衰的传世名作。这部著作与其说是爱伦堡的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是一个人的苏俄兴衰史，以及由这些回忆回忆所引发的沉重的思考。爱伦堡写道：“我不分析时代，不思考巨大的历史画面，只描写日常生活以及我自己和朋友们(主要是作家和艺术家)的心态。”他虽然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我们却从中感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例如他写的1937年的日常生活：“在《消息报》社里，每间办公室门前的小牌子上原先写着负责人的姓名现在牌子依然挂在那里，但玻璃下面已无负责人的姓名了。送信的女工对我解释说，现在没有必要填姓名：‘今天任命了，明天又被抓走。’……”这正是大清洗时代的常态，他对那个时代作了力所能及的记录与反思。客观呈现了他所经历时代的国内外大事，尽量把真相告诉读者。尽管他的表达是隐晦的，但也见证了历史。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记录了他的朋友们的生死。爱伦堡写到了几位死于非命的诗人和作家：曼德尔施塔姆并不漂亮，却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然而，这只“公鸡”还没有叫出黎明的讯息，就被黑暗卡住了喉咙，他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还有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法捷耶夫……的确，对于每一个还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说，“活着，还是死去”是一个时刻煎熬着心灵的问题。一生歌颂革命的马雅可夫斯基，曾经说自己有一张“象皮”，爱伦堡却认为“他连普通的人皮也没有”，爱伦堡的评语更接近真实。在马雅可夫斯基死后，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道：“作为一个人而活，作为一个诗人而死……”其实，这也是茨维塔耶娃对自己命运的真切预见。有人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个天生孤独的人，爱伦堡不同意这种说法：“她从来没有逃避生活的意思，恰巧相反，她愿意同人们一起生活：孤独对于她而言不是纲领，而是该诅咒的东西。”茨维塔耶娃充分地估计到了在一个寒冷而残酷的世界上坚持爱情和美的困难，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注定负有的特殊使命”。爱伦堡平静叙述的背后——那由于克制而愈发颤抖的情形，那巨大的隐忍，那内心的哽咽和悲凉。他实在无法多写。……“临走的时候，我说：马琳娜，咱们还要再见面谈谈。不，此后我们没有再见。茨维塔耶娃在撤退到叶拉布加市后便自杀了。”作为幸存者，也许要比那些死去的人们更加痛苦，爱伦堡曾经沉默过，但他又表示：“我平生从来不认为沉默是一种美德”、“沉默对于我不是膜拜，而是可诅咒的东西，在一本记述已经历过的生活的书中我不能避而不谈。”他通过描述苏联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揭露了那个体制的罪恶与残暴。爱伦堡说出了许多一般人所不知道的时代的真相，却不敢否定整个专制体制，而采取了一种妥协的态度——他毕竟不是一个斗士。因为趋吉避凶求生保命乃人之本能。

爱伦堡也表达了对个人迷信的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住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上班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

爱伦堡的回忆文字动情而感人：“我瞧见树木时，心里便想起尤里安•杜维姆的那稞树。他比我小三岁，却已去世多年。然而我认识他，这多么好啊！”“当我重读茨维塔耶娃的诗时，我会突然忘记诗歌而陷入回忆，想起许多友人的命运，想起我自己的命运——人，岁月，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