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郎才尽的历史疑云

“江郎才尽”这个成语在中国已经流传的一千多年，似乎从来就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借用一个《狂人日记》里的问题：“从来如此，便对么？”长久以来，我们经常听到的另一句名言是“千古文章未尽才”，都是说某人之才未尽，还没听说哪位我们熟悉的人才尽了，除非他本就无才。就连粗鄙如我，似乎也没感到自己已经才尽思竭了。这大约是可以用常识来判断的事情。一个人除非进入了老年痴呆状态，否则即使进入了精神疯癫状态，也不会影响他的才华横溢。尼采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他的很多著作都在发疯以后写的，而由他的妹妹帮助整理出版的。而就“江郎”本人江淹而言，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翘楚，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年少时聪慧异常，六岁能写诗，是远近闻名的神童。他擅长写赋，《别赋》、《恨赋》更是绘声绘色、脍炙人口，千百年来被奉为经典之作，与鲍照的《芜城赋》、《舞鹤赋》并称“江鲍”。《神雕侠侣》中杨过自创的功夫“黯然销魂掌”这个名字，就是金庸取自江淹《别赋》中的第一句，“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宋顺帝升明元年(477年)，江淹开始升迁，被委以重任，官至尚书驾部郎、膘骑参军事。后来他官运亨通，历经三朝，被历代帝王所重用，萧衍建立梁朝后，江淹很受梁武帝重用，官至尚书左丞，一时权倾朝野，到达人生顶峰。后来给江淹戴上一顶“才尽”帽子的首推钟嵘，他也是梁朝人，所著《诗品》一书中有这么一段：“文通诗体总杂，善於摹拟，筋力於王微，成就於谢朓。初，淹罢宣城郡，遂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淹探怀中，得五色笔以授之。尔後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这段说辞近乎扯淡，怎么可能以“五色笔”被索取而才尽呢？《诗品》的这一段还有一个微妙之处，他称江淹为“齐光禄江淹”，这是前朝官衔，而事实上江淹还是梁朝的“尚书左丞”，是他的本朝同僚，可能还是他的上司，这就是否认了江淹在本朝的存在。《南齐书·百官志》说南齐设光禄勋、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不知钟嵘指的是哪一个，但历代光禄的职责都是“掌宿卫宫殿门户”，大约相当于清朝皇帝的带刀侍卫，肯定不是朝廷重臣。钟嵘为什么给他安了一个前朝的低级官衔而不提本朝的尚书左丞？我们不得而知。其中必有一些过节不便明言。由此可知，钟嵘的眼光与人品也未必靠谱。此外，对于陶渊明的评价也仅仅把他列在中品显然过低，在此就不展开了。这个明显的破绽可惜没人关注。而后来的研究者顺着钟嵘话头发挥，竟然还得出了江淹的官做大了地位日渐显赫，没有了早年那种忧愤情怀，因而失去了创作的动力，这个更是无稽之谈。只要看一下钟嵘《诗品》便可知道，那些诗人都是清一色的官员身份，哪有什么渔樵出身的布衣诗人？也没听说哪个高官搁笔不写诗了。因此，有关江郎是否才尽的公案应当给出重新阐释。

我以为，要还江淹以历史的公正有以下三点因素必须考虑：

第一，是诗学理念的不同，因而受到诗坛大佬打压。在南齐永明年间(公元490年前后)诗坛发生了一次关于诗歌格律的大辩论，正方是所谓的“竟陵八友”，倡导“四声八病”说，以沈约、谢朓和梁武帝萧衍为代表，其中沈约是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今天的北大校长，为高官大佬。萧衍则有皇帝之尊，所以正方气势如虹，口气强硬。辩论的结果可想而知：永明体的流行。反方则江淹、陆厥，钟嵘为代表倡导“古风意境”说。随着“四声八病”说的胜出，导致“古风意境派”受到压制。从长远看，虽然诗歌声律规则为诗歌艺术开了新局面，但把艺术形式僵化为单一的模式毕竟并不可取。事实上李白的古风自由体要比杜甫的严整格律体更具审美特性。江淹当时站错了队，所以才被主流批评视而不见了。

第二，是个人恩怨的作祟，因而被钟嵘给了“差评”。钟嵘与江淹在辩论中本是同道，江淹任国子监博士的时候，钟嵘正在国子监，受江淹的熏陶很多。但他为什么无端抹去了江淹的文学成就，今天看来还是一个谜。我的猜测是他被沈约、萧衍招安了。永明体的强势使得一批持相反观点的文人受到压抑，不再写诗，造成广泛影响。其中最有名的是陆厥早逝，江淹封笔。钟嵘也曾有意投靠沈约，“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钟嵘对沈约很不满，等沈约逝世后，钟嵘撰成《诗品》，把一代名公巨卿沈约置之“中品”并加贬斥。可知钟嵘的评骘并非完全出以公心。

第三，是道不同不相与谋，因而远离江湖拂袖而去。在永明体一家独大主导的环境下，这种评论可想而知，出现了律独尊的“一边倒”，古体诗赋陷入了困难境地。江淹毕竟是大诗人，不愿意阿谀奉承望风转型，这不仅是他的诗歌风骨，或许还因他以前的诗坛崇高地位和成就所致不肯屈尊。江淹的诗歌主张与永明体格格不入，文学地位日益尴尬。终于，他写出最后的《杂体诗三十首》，并为之写了一个序言，发泄个人的不满：“吾本素官，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然后就此封笔。这或许就是他对当时文坛悲壮的告别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