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财经大学张仲春沈木珠这对中国独一无二的著名的“讼棍夫妇”，又来所谓的“侵权通知”了：张仲春、沈木珠：《侵权通知书》（2012年8月25日）；张仲春、沈木珠：《关于<</SPAN>学术共同体>的侵权通知》（2012年9月4日）；张仲春、沈木珠：《关于杨玉圣、李世洞非法出版物的侵权通知》（2012年9月4日）。

这三份所谓的“侵权通知”，我是2012年9月5日晚上收到的。为了“广而告之”，也为了“奇文共欣赏”，已于当晚录入、发布于学术批评网“乔木生珠”专栏。欢迎学界师友以及广大网友尽情围观。

我估计，这三份所谓的“侵权通知”，应该是出自伟大的张仲春（乔生）这位著名的前深圳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被开除公职）、现任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研究员（长期假冒“教授”发表文章、申请项目和奖项、提起诉讼）之手，因为其行文措辞之霸道、标点符号使用之错乱、无理纠缠之蛮横，若非乔生操刀，大约是不会如此白纸黑字般丢丑的——本来是想“露脸”的，结果却“露了屁股”（其中，句读最为错乱的，是署名“张仲春 沈木珠”的所谓《侵权通知书》；在措辞方面最恶心的，是署名“张仲春 沈木珠”的《关于杨玉圣、李世洞非法出版物的侵权通知》）。

在这三份所谓的“侵权通知”中，最显露张仲春（乔生）一贯霸道作风的，是关于我和李世洞教授主编的那本《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侵权通知”。这对“讼棍夫妇”得意洋洋地拿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大队的所谓《处罚决定》，大作文章，以为他们关于该书所谓“非法出版物”的恶意举报，似乎已如愿以偿，不仅按其意志将该“中文非正式出版文献”（内部交流资料）认定为所谓的“非法出版物”，而且还对我加以一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好像他们由此而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在这里，我愿意公开地提醒张仲春沈木珠教授夫妇，你们也许高兴得太早了。就你们的恶意举报而言，无非是借公权力之手来达到你们包括恶意系列诉讼也做不到的“借刀杀人”这一主观恶意；就北京市文化市场执法行政总队而言，对《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的所谓“非法出版物”的认定及其处罚决定，用他们办案人员自己的话说，也不过是被你们“当枪使”了。对此，我作为当事人，已于2012年8月22日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该总队提起行政诉讼，该法院也已依法受理。《从学术批评到恶意诉讼——沈木珠夫妇诉讼门事件备忘录》，究竟是否是你们这对“讼棍夫妇”以及该总队认定的“非法出版物”，还得靠人民法院依法裁判。

即便该行政诉讼最终以败诉告终，但我在这里有必要提醒张仲春沈木珠的是：你们这对所谓的“法学家教授夫妇”在所谓的“侵权通知”中所谓的“要求贵两位接到通知后三天内销毁贵非法出版物的侵权文章，在全国性报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也完全是痴心妄想。再说了，请问“讼棍夫妇”：“全国性报刊”，至少有成千上万吧？你们无聊无理无耻地要求在这成千上万的“全国性报刊”上向你们“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岂不是无知无畏、“狮子大开口”？何况，一贯抄袭剽窃、伪注的东东，在全国人民面前，还有何“影响”、“名誉”可言？脑子进水了，可以，但这么堂而皇之，而且大言不惭，是否过于厚颜无耻了？至于“接到通知后三天内销毁贵非法出版物的侵权文章”，那么，请问究竟是“销毁贵非法出版物”，还是“侵权文章”？若是“侵权文章”，请问NB哄哄的张仲春（乔生），如何“销毁”？这不是脑袋被门夹了吗的旁证吗？

连打名誉权诉讼，是张仲春沈木珠这对“讼棍夫妇”历来打压学术批评的杀手锏；既然你们有种在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曾经提起过六起名誉权诉讼，又在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法院栖霞法庭提起四起名誉权诉讼，既然一再声称“保留与此相关的诉讼权利”，很好，好得很！我郑重建议你们这对擅长打名誉权诉讼的“讼棍夫妇”，一不做，二不休，仔细、耐心地和你们居住地的南京有关法院协商，认真研究，继续提起针对我本人的所谓名誉权新诉讼，我一定无怨无悔，奉陪，陪木珠乔生玩到底。

不过，我还是瞎操心：从其“侵权通知”看，这对越来越著名的“讼棍夫妇”，大约是黔驴技穷了；再为之提起新诉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因为自从911之后，再也没有不可能的事儿了），但似乎不太大了，因为没有一来缺乏正当的诉由，二来也无地可诉了。

俗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这正可以用来形容张仲春沈木珠这对“讼棍夫妇”的操行。

最后，善意地提醒张仲春研究员和沈木珠教授夫妇，今后你们不必再弄类似“侵权通知”的玩意儿了：一则浪费邮资，二来没有任何“正能量”。我还是那句不中听的话：张仲春要是男人、沈木珠若是女人，直接在法院提起针对我的系列诉讼，即OK了。

2012年9月6日 8:33

于法大逸夫楼办公室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首发 2012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