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4日
星期三 晴
盖新房乡风淳朴
还旧债工作辛劳
路北是一个高水井台。石头井台上,华西从井里提水倒进大红塑料盆;她的大弟媳在淘洗盆中的鳊鱼,浸在冷水里的双手白里透红。井台之北,吊车上的柴油机“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开始起吊最后的几块楼板。华西的丈夫和另一男子拉着楼板两端的绳子定向。随着吊臂顶端滑轮槽中钢索的收卷,一块楼板缓缓地提升至楼房的二层;楼顶上带白手套的男人们,有的打着手势指示吊车司机降落楼板,有的拽钢索把楼板牵引到位;希罕的二妹婿、女儿的二舅也在楼顶的施工人们中间。只有初中文化、约40岁的秀团抽空走过来,高个儿的他明显地比过去黑瘦了,疲倦挂在脸上。他告诉我:计划把楼房院墙拉到井台边。楼房一层3间,二层2间半,地基打了2米多深。二层有栏杆。二层上也起脊。楼顶的半间,可以当晒台也可以作凉亭。年前,我们全家人从上海工地回来家盖房,到现在有1个多月时间了。因为自己会这一行,又有现成的模板,没有把工程包出去,只请了亲戚们来帮忙。不考虑装修费用,整个房子造价约8万元。
路南四间平房是秀团的两个弟弟盖的。大弟秀柱和秀团一起在上海承包建筑工程;他花了十几万元,在县城新近开盘出售的“锦绣兰庭”小区购买了房屋;目前只有小弟住在这里。希罕喊我到平房堂屋中的方桌边记帐,交给我一册买来的大红礼单和一支签字笔。秀团的舅父老唐负责收款和发放装着毛巾、糖果的礼包。我开始给赶礼的亲友、乡邻们上帐。秀柱交了200元礼金,他的舅父把钱装进一个始终不离手的提包,又递给他一个红礼包;他不要,有事先走了。人们出的礼金多为50元或者100元。女儿的二舅、老舅分别上账100元。老唐自己上帐200元,又代自己的兄、弟分别交款、记帐。秀团的几位姑夫、希罕的两位妹夫分别上帐300元。按女儿转达妻的口头通知,我在礼单上记下自己的名字,交给老唐300元。出礼最多的是芹芹的男友小陈,他一把拿出了6张百元钞票,以父亲的名义上了帐。记账中间,老唐特地提前嘱咐我:“在记到第41笔时,空一行,从下一行记。”这是因为当地有一句开玩笑的话:“41岁属驴”——谁也不愿是12生肖之外的这个属相。
我一边记帐,一边和老唐闲聊。老唐比我小一二岁,秀团母亲是他的姐姐。他是相邻县级市的农民,家离这儿二三十里路,住在花园湖边。家中有三个儿子。长子去年高考被滁州师范专科学校录取而没走,在两个叔父的资助下再复读一年,争取考个好一些的大学。次子、三子分别上高中、初中。去年,他家农、副业收入共17
000元,刚够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全家人生活费和人情往来;因为二儿子从乡镇中学转到市中学交择校费,动用了积蓄3
000余元。
日头当午,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我出门一看,秀团正在新盖的楼房顶上,他提着的长长的炮竹垂在楼前,在一团团硝烟中炸响,沿着楼南边一直炸到东墙,声音震耳欲聋;另一个男子汉提着鞭炮在楼北面放。楼房周围地上是一层红红的鞭炮碎纸屑。还有一个男人从柳条笆斗里抓出苹果、糖块、小袋食品等,一把一把地向楼前地下撒;楼下抢接的孩子们(也有少数成年人)不时发出阵阵骚动和笑声。一个男孩手拿着苹果揉着被砸疼的头走出人群。一位年青妇女把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的馓子递给了我。鞭炮声持续了四五十分钟才停。老唐和我扎礼单账;账款相符。
开席了。帐篷下,每个桌旁都坐满了人。我们全家人和二姑、老唐、女儿的两个舅舅等亲戚在堂屋的大方桌坐席。堂屋正面摆着供桌——这是淮河流域农家一般都有的、类似庙里的香案形状的一种家具,和堂屋的宽度一样长,有半人多高,较窄。供桌上方是“家堂”——已略显陈旧的红色腊光纸条屏卷轴;中央一幅楷书“朱氏门中先远历代昭穆祖宗之灵位”十五个大字,每个字底衬团花;它两边是两轴对联,左边联曰:“历经艰辛培育儿女”,“无论贫富赡养爹娘”;右边联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
与以前使用陶瓷酒盅喝酒不同,一次性塑料水杯摆在人们面前。酒上了两样:本县生产的淮酒与啤酒。按照20世纪80年代兴起喝啤酒之后才形成的习惯,大家先喝白酒后喝啤酒;一边喝酒一边吃菜。卤菜有6样:鸡、鸡爪、猪头肉、猪耳朵、牛肉、小跑肉;凉菜4样:变蛋、牛百页、海蜇黄瓜丝、油炸花生米;炒菜6样:青椒鸡蛋、腰果鸡丁、蒿芽肉丝、蒜薹肉片、蒜黄腰花、山药猪肝;烧菜6样:干豆角公鸡、红烧鳊鱼、粉条牛肉、鹌鹑蛋肉皮黑木耳、红枣回锅肉、四喜圆子;汤2样:青菜鸡蛋汤、蜜枣玉米羹。
二姑因年老体弱不能喝酒,坐在旁边的妻和女儿老舅姊弟俩,都把能吃的菜搛到她面前的碗里。年轻晚辈的女婿当“酒司令”,把一瓶白酒分开倒在每人面前的塑料杯里。大家把头杯酒喝干,就有人开始逐个敬酒——通常是晚辈敬尊长,或者是陪客敬来宾——举杯敬酒者自己要喝完;被敬者一般也应当干杯,并且在下一轮酌情回敬。女儿的二舅、老舅知道我不善饮,对我网开一面;但是他俩却都盯住自己的大姐,少喝一点都不行。今年50来岁、两房儿子、媳妇都在厂里打工、自己和妻子带着孙子承包菜地、全家人暂住在南京郊区的广林当“大支”。他和秀团来到桌前,嘱咐亲友们要喝好、吃好;秀团对我们说:“中午我没时间赔你们喝酒,晚上再好好地陪你们!”里外共摆13桌酒席,但没听到人们猜拳行令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拳两胜或者一拳一消、输者喝酒的风气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
大家一边喝酒一边闲聊,问到、谈到各自的近况。女儿的二舅跟秀团一起在上海建筑工地干活,他说:“我这几年犯病一次,身体还行。去年我挣了几千块钱,够打个小麻将了。”他家里的地,老婆和儿子忙不过来,孙子也要人带。今年他仍然打算外出务工,但到午、秋两季农忙时要回家收麦、收稻。女儿的老舅、老舅妈都在浙江打工,家里的的土地交给二哥家种了。老舅在一家鞋厂做粉碎边角料、装卸工作,实行计件工资,经常加班,月收入约2
000元;老舅妈在附近的一个饭店择菜、洗菜、刷碗,每天工作14个小时,老板管吃管住,月薪700元;他家已还清了历年因结婚盖房、买手扶拖拉机、化肥等欠的债务。老舅今年不出去打工,说是有朋友愿意出资2万元,帮他购置拖车式锅灶、帐篷等,打算在家里重操厨师手艺。
太阳偏西,女儿的老舅喝好了酒,不辞而别。二舅从三四十里路外的家中到秀团家来帮忙盖房,还得留下来再干些日子。沙石路老唐摇起自家开来的手扶机,开到新楼前停下,等着和一位老汉一块走;车厢里坐满了孩子、妇女,他的三个儿子也在其中。秀团夫妻一起挽留舅舅“多过两天再走”,舅舅说:“你们的表弟要回去上学;下次再来吧。”
为了发动老汉开来的手扶机,以一包“黄山”
香烟为注打赌,“大支”广林和一个穿着褪了色的军装的小伙子用尽力气摇柴油机;秀团年青的小弟也来帮忙,但终于没有摇“着火”;大家一起推车才把它发动起来。老汉一边和秀团道别一边上了手扶机驾驶座位,等二三个孩子上了车,便和老唐的机子一前一后,迎着西天镶着金边的几抹云霞开走了。红脸厨师和我告辞,谢绝了秀团的挽留,也开着手扶机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