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主笔王小峰与《台北故宫》总导演周兵的对话

时间：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地点：新影厂旁老故事餐吧

采访内容：

三联：结合《故宫》和《台北故宫》的创作构思，比较来谈谈这两个纪录片的异同？

周兵：在《东方时空》栏目的成长经历养成了我做事情不喜欢重复的习惯，所以在做每一件事情或片子的时候，都不希望重复。《台北故宫》这个片子就像是一个命题作文，要考虑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九洲音像出版公司的具体要求，在构思没有成熟的时候，我就是想和以前做过的片子包括《故宫》有所不同和突破。
    相比较来说，以前做过的《故宫》，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像大片电影一样的视听效果，也有人评价叫视听盛宴，而我们的口号叫视觉一流的国际水准，从现在看我觉得是达到了。但是，《台北故宫》不能延续这样的风格，我希望《台北故宫》更多的是一种比较生活化的叙述，甚至是一种更亲切更自然的东西，这一直我想追求的东西。而在叙述效果上，我要求每个导演达到一种新闻性的叙述，一种文献解读，和历史揭秘。在叙述效果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做过多种尝试，比如散文式的叙述，但是又不仅仅是追求文字的优美的一种叙述方式。
    跟《台北故宫》的音乐总监小虫聊音乐的时候，我们聊得很投机，因为台湾的文化和音乐是很人性化，很亲切，很自然，很质朴的，或者说台湾文化的方方面面很有生活质感。不像大陆是很有包装感的。在大陆，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文字要经过修饰才能体现文采或者说才能登大雅之堂。所以这次《台北故宫》的制作，我希望少一些修饰，体现真实自然之美。

三联：这种生活化的叙述和新闻的叙述感是在几个月前找到的感觉，还是这几年一直在找感觉？

周兵：实际上我们每次创作都是一种动态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就定下一个调子，定下一种形式，然后完全按照事先定下的形式去做。当然，这种模式是非常好，也非常有效的。但是，实际上每次创作对我来讲，就是会不停的在变化在做调整。然而，本质上是没有变的。比如说做纪录片，我就是要用影视的方式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对我后半辈子的事业定的一个基调。我遵循这个本质去做事，我从没感觉过劳累。
    现在，影视就是我想表达一些东西的工具，而我想表达的就是中国这几十年，我经历的十年，后十年，再后十年。目前，我在用电视纪录片的方式整理、梳理中国最值得传承的传统文化。《台北故宫》也就是实践了这样一个理念。

三联：做记录片我可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一开始不知道要讲述什么，但是当这些素材都堆在面前了，就会根据这些素材最后做一个定位？

周兵：有这样的制作方式。但是，我们做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它的主题定位很明确。比如说台北故宫六十年的历史要讲清楚，最核心的就是这些文物是怎么到台湾的，这个肯定是不变的。但是，在讲述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发现新的东西，讲述的方式也会有很多变化，这些都是动态的。我总结自己的创作特点就是一种个人体验式的创作，这种创作方式多见于网络或小说中，而在纪录片中，这种创作方式常见于个体的独立制作纪录片人。
    我很欣赏这种更个人化的创作方式，我认为在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甚至音乐里头，个人体验式的创作都是占主体的，真正的能留存的下来的很多经典，比如说朱耷（八大山人）、石涛的绘画，包括古琴曲等等，像嵇康的《广陵散》，比如说《酒狂》，比如说孔子的《幽兰》等等，都是在某种境遇下有感而发，传诵了一千多年两千年到现在还有经久传诵不衰。我想我们做的纪录片，也能做出有类似的作品，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感动的，生命体验式的。并且又能让广大受众愿意接受和喜欢。我希望在这两者中找一个结合点。

三联：国外很多著名纪录片导演，他们在拍记录片的时候叙述方式和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飞行的鸟和昆虫，投入了很多很多时间和精力，让人一看几乎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而我们可能不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在资金不够的情况下，会不会吸收一些国外的经验？

周兵：会，因为我在央视工作了15年，除了在叙事的习惯上，有央视一贯的要求和方法，这些是对我职业能力的要求，另外，我一直受到欧美日法英等国家不同的纪录片的创作方法甚至电影的创作方法的熏陶。当时，我不知道将来我做出来的片子会什么风格，但是，这些电影和纪录片确实对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早像香港的一些片子，比如周星驰的片子，还包括美国大片，包括欧洲的一些艺术电影等等，我都很喜欢。《故宫》在叙事方法上有很多美国电影的痕迹。
    关于纪录片怎么讲故事的话题，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年。纪录片收视不好，主要是老百姓看不到他想看的故事性或者说是互动不够，所以，我一直在尝试用电影的叙事方式来讲述纪录片的故事。包括我们已经基本制作完成的纪录片《敦煌》，基本上用的就是这样的方法。但是《台北故宫》基本上还是比较老实的。在纪录片《敦煌》中，我们用了虚拟的人物，这个将来可能会给人非议，我们虚拟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人物来带观众看完整个纪录片，其实这个手法在许多国外的纪录片中已经开始使用，就是让纪录片有情节，有对话，有台词，我们制作的《敦煌》里面也尝试了一下，但是我不是很大胆，只是用了一点点而已。

三联：在拍《台北故宫》的时候怎样把具体的想法跟每一集的分集导演，包括总撰稿胡骁传达的？

周兵：说实话，再过一两年我也不大想当一个大型纪录片的总导演了。最痛苦的莫过于，如果有十集，要和十个导演谈，如果再配十个撰稿，你就要和20个人谈你的想法。虽然我们一般不会这样配置人员，但是，你至少要和十多个有独立思考能力又有个性，更追求艺术的创作者去沟通。每次沟通都是非常痛苦的，包括纪录片《故宫》、《敦煌》等一些我们以前拍过的片子，也都存在这些问题，我觉得有点尴尬。
    我是总导演，大家都听我的，但是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现在的年轻人又有很多新的想法，要去尊重他们。可是，有时候在一些专业技术的层面和构思上的问题，如果每个人的想法太多了，就会影响到我的片子的整体风格，比如我《故宫》有个风格，我《台北故宫》同样有个风格，但十个导演他可能有三四种风格，我是不能允许这种状况出现的。包括跟胡骁谈撰稿的问题，他是做报纸出身的，那么怎么把报纸的语言变成电视语言就会成为我们每次沟通的障碍。分级导演们很痛苦，稿子基本上都要返工几遍甚至十几遍。
    再比如我要求语句的新闻性，有些是学术性或者文学性抑或是报纸式的语句，怎么把它变成新闻，又是电视新闻，这就很困难，在稿件上我要沟通十遍，最后我就采取一个量化的标准，硬性的规定至少3条至4条以上的新闻性故事。比如我曾经有个要求，每集稿子里必须看到台湾的一些新闻，台湾的历史，或者是台湾新闻的历史。
    讲一个关于余光中的诗的小插曲，有一次，我很偶然的看到了余光中的诗，叫导演用到稿子里，（分集）导演就是不用，后来我就急了，说你一定要用，而且，要用到开头。现在片子里就是以余光中的诗作为开头，效果很好。每次都是这么几个回合，每次创作都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就是有我的想法，也有所有参与人的想法，还有决策者的意见。以前还为这件事还有点挠头，难受，现在不了，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是央视雇佣的员工，我要听央视的，九州文化出钱投资这个项目，人家最重要的目的毫无疑问要给人家实现。可能有的导演就认为会影响到艺术的创造，可我是觉得不会，还是个人能力问题。

三联：你希望给观众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是新鲜的与众不同的感受，你想怎么实现？

周兵：我们觉得内容是最重要的。强调新闻性，实际上这个新闻是旧闻，所谓的新闻性的信息、故事，就是观众愿意看的内容。60年来最核心的内容就是这些文物是怎么搬到台湾的。这个最核心的部分我和胡骁一直在做，文物迁台的路线图老百姓比较模糊，我们就要清楚的讲述文物怎么样从南京下关码头运出，到了台湾走了哪条线，上了基隆又到台中糖厂，又到了北沟，最后到了外双溪。在片子中画出一个地图来，按点去讲故事。对于文物怎么运的这个问题，我也想了一个招，就是看这个过程是处在怎样一个时代背景里，通过大量的搜集资料，挑出那些时代比较好玩的民生或者是一些历史背景的细节去讲，比如说阎锡山坐在两箱金子上不下来等等，类似这样的细节去挖掘。
    在一次我和胡骁的聊天中，我问他，台湾文物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就讲了从日本找回文物的故事，比如翡翠屏风是战后怎么从日本运到台湾的，最初我们没用这个内容，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这些文物现在就在台北故宫，很有记录的价值。
    后来，我们又增加一个新的想法，就是现在只要放在台北故宫的，不管是从北京故宫，还是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文物，我们都要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