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6年11月25日
地点: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多功能厅
提问:我是来自新浪网的,代替网友提问。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提问熊教授,作为互联网企业,现在国外的互联网企业,包括GOOGLE,包括雅虎,包括很多其他的媒体,像时代华纳等等国外的互联网企业和媒体,纷纷进军进入中国,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大众的分析来看他们并没有取得成功,或者说很多都是失败的。我想请教一下熊教授分析和评价这个格局。第二个问题是问肖教授的,这是一个网友的提问,我这里代替他问一下,就是刚才谈到文化产业开发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就是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前一段时间在新浪博客上大家讨论很多关于秦史皇陵墓、武则天陵墓开发的问题,其中经济学家张武常就写了一个博客,倡导呼吁马上开发,挖掘秦史皇陵能够带来多少亿的收入,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一下咱们文化产业的开发也好,矛盾也好,想请教一下肖教授。
熊澄宇:把时间留下肖教授。对于前面的问题给一个直截了当的答复,你刚才说境外的资本进入中国的文化产业和相关媒体市场,目前都不成功,或者是比较不成功,我对现状怎么评价或者是什么样的看法?这一点中国政府态度非常明确,我也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就是对于WTO我们有承诺的,我们会认真的履行承诺,对于WTO没有承诺的,我们不主动去开放市场,这是第一;第二对于境外资本可以进入哪些领域,不可能进入哪些领域,国务院有专门的文件在去年发布的,其中第9条非常明确的写到,在新浪网上也发布了,就是这些领域不可以进入。所以除了不可以进入的领域,外国媒体或者是外国资本要在其他领域进入,我们国家是给予鼓励的政策,谢谢!
肖东发: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很有意义。怎么能够随便开发秦史皇陵墓和武则天的陵墓,我刚才说了现在的开发无疑就是破坏。因为现在科学技术没有达到那样的条件,只要打开之后,就不要说里面有什么珍宝,很快就会风化掉,没有掌握很好的技术。我举一个例子,不要说秦史皇陵墓和武则天的陵墓里面比如说有书法、工艺品,就拿房山云居寺的石经来说,刻在石头上的经书,1956年打开的,那时候拓出来的字清清楚楚,等到9几年再拓的时候就模模糊糊,本来就是裸露的,后来把石经版又重新在1999年9月9日9点9分9秒,把最后一块石经封上,里面冲上氮气避免氧化,石经版都不得不放回去,你想其他的工艺品,不过40几年的时间就不行了,所以绝对不能这样。现在旅游开发就带有短视,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一定要警惕,要管,不能让地方领导为所欲为。我觉得就是一种破坏,蛊惑人心,单从经济上看问题是不对的,我的观点非常明确,我反对。所以我国在历史遗迹的保护传承方面要多听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科学建议和事实教训的东西。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肖教授,我国与其他国家共同举办文化年,你怎样看待文化年,你认为文化年的举办对于我国的文化贸易逆差有哪一方面的作用?而且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我国文化意识方面的一个放开的信号。
肖东发:我觉得文化年是咱们现在一个新的举措,也就是提高我们国家的国际影响,而且是互利的。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中法文化年,370多项活动,在两国分别举行,而且是获得成功,包括版权贸易。原来大概一年只引进我们7种书,我们引进他们是300多种书,这也是一个大大的逆差。中法的时候等于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图书博览会上作为主宾国展览书;第一次组织38位作家组成一个团队开展文化讲座、签名售书;第一次有60多家出版社到那宣传自己的产品,跟人家谈版权贸易;而且第一次签了很多很多单子。事实证明这样中外文化年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效益。接着大家知道2006年是中俄文化年,我觉得这个意义也很大,今年北京图书贸易博览会俄国就作为主宾国,明年就是墨西哥主宾国,我们又请德国来,为什么这样搞?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很成功的,文化外交,某种意义上不亚于军事外交。
现在有一些文化产品的出口,超过机器制造,汽车等等的产出,很多国家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扩大影响的角度,传承文化,因为我们的优势,人口底蕴厚,从来没有中断,所以宣传文化年还是很成功的,我觉得这个事情肯定还会继续做下去,对双方都有好处。
提问:方博士您好,您说科学产生于一定的文化背景,是否表示为推动科技创新应该先从培养文化着手,对中国目前来说可以如何着手?
方在庆:这个问题很好,也很大,可能每个人都得思考这个问题。中国文化是不是一种创新文化,有不同的看法,杨振宁先生认为中国的大学教育比美国好,这是一种看法。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学生考试好,但动手能力不行。做出大成就的中国人,都是在国外的实验室或研究机构,很少在国内做出来的。现在我们总在讲中国为什么没有诺贝尔奖,如果真要有一个获奖了,是不是就说明中国的文化是创新的文化?这里面值得探讨。
创新文化里面有很多细致的东西。我们所有一个老先生,叫阎康年。他专门研究国外著名的实验室,比如说贝尔实验室是怎么做的,这里面是怎么管理的;英国卡文迪斯实验室是怎么做的;这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些现象,就是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学生后来也得诺贝尔奖,他的朋友也得诺贝尔奖,有链式反应,这里面不光是师傅帮助徒弟,而是有一种文化传承在里面。
西方有一门学问,叫science study,特别不好翻译成中文。翻译成“科学研究”不太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研究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它是对“科学”这种活动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科学政策等不同角度进行的综合研究。里面涉及科学的组织形式,奖惩机制,科学家在里面靠什么东西来进行奖励和惩罚的,它的机制和社会上是不是一样。也有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科学的。从前的人类学家都是研究野蛮或未开化的民族或文化。他们跑到很多未开化的地方蹲点,与当地人吃住在一起,学他们的语言,试图解释里面的文化涵义。这些工作现在基本上都做完了。现在人类学家做什么呢?他们发明了科学人类学。这是什么?就是他们作为外行,跑到一个实验室里去,作为一个观察者看看这里面命令是怎么发出的,科学家是如何收集资料的,这个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实验数据要经过哪些步骤,这个过程和他们研究人员的取向有什么关系。
实验室里面的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团队精神(team work)这些东西,其实早就有了。为什么美国原子弹成功,德国没有成功?双方研究原来都是军方介入的,美国是陆军介入的,德国是军需部介入的。德国分散成了6个互不通气的小组,而美国当时虽然军方也是要严格控制的,科学家不能直接介入,但是作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坚决抵制军方的要求,主张科学就是自由讨论的结果,把所有的科学家都集中在洛斯阿拉莫斯,一起讨论。一方面保证了安全条例,另一方面又让科学家之间能自由进行交流。
深入研究科学组织形态里面的细微地方,会发现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我看议程上写到请每位嘉宾向现场观众说一句话,我现在提前说一下,实际上我真的特别希望中国有一个健康的科学文化,而且是创新的。
提问:熊教授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提到生物媒体,您能否解释一下什么是生物媒体,以及生物媒体的科技内涵是什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也认为新旧媒体不可能消亡,它们之能是融合,而且现在也有实例,比如说雅虎最近和150多家报纸媒体签订协议,GOOGLE和50家媒体签订协议,报纸、电视走下坡路可能有一种原因是新媒体的出现,但是更多是不是自身体制的问题,老旧的体制不再适应现在市场机制,但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谢谢。
熊澄宇:先跟你说后一个问题,我认为不是体制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形态在时代发展过程当中它自然的就会发生变化,因为这种变化在不同体制国家里面是同时出现的,所以它不是体制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生物媒体的概念,我指导一个学生写过一个学位论文,专门讨论生物媒体。现在有很多现象,比如说脑电波,它可以发出信号,也有人在研究计算机和人脑之间的关系,当然我们现在学传播学的大概都知道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在中国通常说媒体是喉舌,后来新华社的同志告诉我媒体是耳目喉舌,就是从说,还有收集信息的功能,但是它还是在口腔科和五官科的范围之内,麦克卢汉说媒体是人体的延伸,我的感觉媒体和生物的结合就是从人的整体上去说。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对生物媒体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2003年,美国MIT的media land 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一个会议,说他们要发布一种新的媒体,这种媒体形式是在一个城市里面手机和手机之间通讯不需要通过机站,我们都知道手机信号好坏跟机站的多少有直接的关系,他说这个技术很好,全世界很多大公司都很关注,因为我在中国是研究这个,他邀请我一起去听一听,正好北京闹SARS,我说很抱歉我不能去,我去了以后隔离十天,也听不到你的会,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他说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一点,就是生物技术。给我稍微做了一点解释,说目前在海湾战争,在这样一些情况下面,可以通过你的手机找到这个目标,就是你这个手机只要开着,甚至不开着,只要电池在里面,我都可以找到你所在的地方。实际上这里面就运用了这样一种技术,他说的是那种虫、鸟、蜜蜂这样一种技术,所以我从这里面感觉到生物和信息的结合,将来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媒体。最近在世界上在谈四大领域技术上的结合,叫信息技术、材料技术、生物技术和认知技术,认知科学,我想将来在这个方面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方在庆:由于时间关系,提问就到这里。我估计同学们还有很多问题,包括提了问的同学也不一定就没有问题了。今天的这个形式非常好,从一开始大家递纸条到后面抢着发言,我觉得文化还是有可能变化的,还是有可能转化的。非常感谢大家。
主持人: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不仅领略三位教授每一个人不同的风采,而且我相信三位教授的发言给大家带来很多新的信息,更有一些具有深刻洞见的观点。向三位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对话活动就此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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