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译本之争，促进了《尤利西斯》普及
——访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
乔伊斯的名著《尤利西斯》“走”了70多年才到北京，而且一到就引起译本的“南北大战”。译林出版社的萧乾、文洁若夫妇合译本（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金隄译本（上卷）几乎同时在1994年出版，之后的全译本，译林社则较人民社早一年多出版。
译本的谁先谁后、译文的孰优孰劣，曾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翻译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年的亲历者、译林出版社前社长李景端回忆，那只是一段历史的过程，其中没有谁是谁非。今日来看，这场学术之争反而像一次“不自觉的炒作”，《尤利西斯》的迅速普及与这场“争吵”不无关系。
中国读者不能再等10年
乔伊斯1922年出版的《尤利西斯》，是西方现代派意识流小说开山之作，曾因“有伤风化”两次上过美国法庭，直到1933年美国法院判决该书“并不淫秽”才得以解禁，该书问世七十多年之后一直没有中译本。
早在1981年，翻译家金隄曾选译过《尤利西斯》的第二章，并收入《外国现代派作品选》。1987年，金隄将先后译出的《尤利西斯》第二、六、十章全文和第十五、十八章片断交付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成为国内选译的单行本。但《尤利西斯》中文全译本始终不见踪影。
1988年，译林出版社创办，首任社长李景端决定组译《尤利西斯》。他曾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说，人文社向金隄约过翻译此书，金隄答要十年完成。“我想，中国读者已经等了70年，哪能再等10年。”
于是，从1988年起，李景端就开始找英语界的翻译家，例如王佐良、周珏良、赵萝蕤、杨岂深、冯亦代等，他们都婉言谢绝翻译，叶君健还风趣地对他说：“中国只有钱锺书能译《尤利西斯》，因为汉字不够用，钱先生能边译边造词。”李景端转告钱锺书先生，钱先生笑了，并表示：“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别开生面的自杀了。”
为什么这么多翻译家都拒绝译《尤利西斯》。李景端说究其原因有二，一是翻译难度太大，二是《尤利西斯》曾有过“黄书”、“淫书”的议论，译者不愿隄这个浑水。
全译本实现了一字不删的愿望
经过一年多的碰壁，李景端得悉萧乾上世纪30年代在英国研究过意识流文学，他的夫人文洁若毕业于清华大学英文系，既懂英文又懂日文，曾翻译出版过不少英国和日本的作品。
于是，李景端找到了萧乾、文洁若夫妇。起初，萧乾并未答应：“钱锺书自称衰翁，我比他大两岁，不更是一个衰翁了？我可不想背这个罪受。”李景端并未灰心，决定迂回说服文洁若。这位对翻译出版事业有着极深感情的老大姐，终于被他的倔劲感动了，最后也把萧老“拖下水”了。
动手翻译《尤利西斯》时，萧乾已经83岁高龄，他办事一向认真，说了一定做到。萧乾谢绝了外界所有的约稿，和文洁若潜下心翻译《尤利西斯》。两个多月后，李景端到萧乾家探访，萧乾提出，这是世界名著，得保证一个字都不能删。“我说，当然不删，心里却没底。我和萧乾心里都明白，有些事情不是他与我做得了主的。”李景端对《尤利西斯》第十八章的性心理描写没把握，曾设想要不要把这一章送给主管部门看一下，萧乾不赞成。在给李景端的信中，他写道：“我认为，那么孤零零地让他们去读那么一章，非把他们吓坏不可，反而会对全书印象十分不利。我认为，我们先要为《尤》制造些舆论……估计了解这些之后，出版部门为国家荣誉设想，就不能不开绿灯了。”
其后，萧乾果然用写评论、介绍国外评介、答记者问等多种形式，在海内外报刊上广泛宣传《尤利西斯》的文学价值，包括《一本书的平反》等重要文章。不仅如此，李景端与他还特意设计了一组两人通信，发表在1993年《新民晚报》及《大公报》上，想借萧乾信中的表白，来打消“朋友的顾虑”。1994年底，译林版《尤利西斯》中译本终于一字未删地出版了。
2006年，“李景端出版理念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开玩笑说，李景端的运气实在太好了。《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与《尤利西斯》在西方都曾因“淫秽”、“色情”遭禁，但两本书的中国之路却有天壤之别，《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在湖南人民出版社被禁，之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被“要求”不许重印，相比之下，《尤利西斯》却畅行无阻。李景端认为除了“运气好”之外，萧乾和他所做的铺垫也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尤利西斯》译本的南北之争
有人说，金隄的译本“信”，较忠实于原著；萧乾、文洁若的译本“雅”，读起来更通顺。李景端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达了“两个译本有差异，但无法分出高下”的观点。
李景端举了一个例子：金隄的译本中有“小水”一词，而在萧乾、文洁若译本中，则译成“小便”。有一次在香港开会，李景端问金隄为何译成“小水”？金隄说，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把“小便”称为“小水”。金隄也许想让译文呈现乔伊斯原文的晦涩难懂，而萧乾、文洁若希望让读者觉得通顺，两个译本分不出孰优孰劣，各有千秋。文学翻译本来不是“文字翻译”，是一种艺术创造，各行其道也是使然。
至于为何出现激烈的“南北之争”？李景端推测，金隄有他的学术功底，一直在研究《尤利西斯》，并率先推出节选译本。后来，看到译林版全译本那么红火，心里肯定有气，有委屈，觉得萧乾在压制他、排斥他，其实他是误会萧乾了。
译林版《尤利西斯》所附的大事记中，萧乾坚持记录下金隄首译的事实。萧乾还讲过：“如果金隄来跟我探讨《尤利西斯》，我愿意拥抱他。”后来，金隄的“朋友与支持者”在香港的《南华早报》上，发表“萧乾有抄袭之嫌”的言语攻击，萧乾才生了气。
让李景端没想到的是，两个译本的竞争，无形中促进了学术的繁荣，也扩大了《尤利西斯》的普及。记得1995年在上海签名售书时，排了1000多人的队伍，出版社带来的500本书售完后，未买到书的人迟迟不肯离开。李景端现场发了400多张购书票，承诺连夜调书来沪，人群才逐渐散去。
李景端说，此事后来似乎有点“名利双收”的意思，这并不是他们的最初目的。之前，他不仅担心读者看不懂、书卖不掉，还要承担极大的风险。《尤利西斯》的出版，是中国文化翻译出版的重大事件，不仅仅是出版了一本书，而且是一个“开放”信号的发出。从这个意义而言，译本的“南北之争”，恰恰印证了那个时期中国文化出版的开放与繁荣。
李景端，《译林》杂志创办人，译林出版社首任社长兼总编辑。30年出版生涯，曾组织出版《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等一批现代世界文学名著。退休后，热心翻译打假，替名家打维权官司，出版有《波涛上的足迹》、《心曲浪花》、《如沐清风》等散文随笔集。
转自：2011年2月27日《深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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