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现在工作很忙吧？身体好吗？我现在广州挺好的，爸爸妈妈不要太牵挂。虽然我很少写信，其实我很想家……”

这是几年前很流行的歌曲《一封家书》的前段歌词，反映了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十分思念父母、想念家乡的心情。歌词和曲调平铺直叙亲切朴实，演唱者充满感情，极富感染力。如果将“我在广州挺好的”改成“我在部队挺好的”，那就是当年我们写家信的开始语了。

写过“军营里的歌”“军营里的读物”“军营里的黑板报”“军营里的假日”和“军营里的冬天”“军营里的夏天”等等，让我们再来看看“军营里的家信”。

在外地当兵几年，家信对每一位军人、特别是士兵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小小的信封、信纸，承载了太多太多家人和亲友的嘱托、以及我们无限的眷恋父母和家乡之情。

我们军营位于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北郊，背靠大山，地势很高。整个军营在半山腰的一个山坳里，建筑格局很像梯田。最高一层是一连，可以鸟瞰整个军营。第二高层是我们连和营部，与一连的落差大约四五米。再往下是三连和四连，在最底部，与我们连又有四五米的落差。三连、四连的面积最大，不仅有呈“L”型的两个连队的宿舍，而且还建有两个篮球场、一大片空地、二层小楼和通往机房的道路等等。

因为远离昆明城区，再加上周围有铁丝网隔离，我们的军营基本与外部环境隔绝。报纸、杂志、信件和部队的重要文件，要由总站机关派专人驾驶军用挎斗摩托车送到山上，直接停在营部门口。每天下午四点左右，“突突突突”，摩托车的发动机声由远及近，那声音可亲切了。如果没有集体活动，很快就会围上一大堆女兵，她们迫不及待地翻找自己的家信。收到家信的人会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着赶紧去一个僻静的角落拆看；没有收到家信的人会垂头丧气，有一种失落感。相对于男兵来说，收到家信一样让我们心动不已。

家信是连接我们与父母和亲友的感情纽带。我当兵将近七年，收到过无数的家信，绝大部分是爸爸写给我的。爸爸很关心我在部队的工作和学习，对我的要求很严格。妈妈主要是关心我的生活是否适应部队的环境。

1970年12月入伍时，我刚满十五岁，独立生活能力差，社会经验不足，都不知道身上的衣服应该多长时间换洗。衬衣一直穿在身上，汗湿了由体温暖干，干了又被汗湿，循环往复，实在是汗馊了、味道大才脱下来换洗，直至生了虱子还不知道。而且我又不懂，只感觉身上痒，用手指来回抓挠，皮肤上留下了许多抓痕。

有一天洗衣服，我把脏衣服放在洗衣池旁边，又回房间取洗衣粉和肥皂。正在洗衣服的一位老兵发现我放在脸盆里的脏衣服有芝麻般大小的虫子爬来爬去，数量不少。这位老兵来自农村，一看便知道是虱子。待我取了东西过来，老兵说，你的衣服上有虱子，赶紧用开水烫一烫，用凉水是洗不干净的。我问他，什么是虱子？老兵说，就是长在身上的寄生虫。你身上是不是痒啊？我说是啊。老兵说，你可真够可以的，仔细看看脏衣服上的虱子，有不少呢！赶紧再回宿舍看看你的衣服裤子和被子褥子还有没有虱子，一块儿拆洗、烫了。

我低头一看，果然衣服上的虱子有许多，脑袋“嗡”一下子就炸了。后来在老兵的指点下，我发现衬衣内裤上还有虱子的卵，学名“虮子”，灯光下亮晶晶的。我里里外外给自己来了一个彻底的扫除，最终消灭了虱子和虮子，养成了勤洗勤换衣服的习惯。

事后，我写信给爸爸妈妈，告诉他们我身上生了虱子。但虱子的“虱”字不会写，便用狮子的“狮”字替代，还用钢笔在信纸上画了一个圆圈，在圈里再画上一个点。后来妹妹告诉我，爸爸妈妈收到我的信后不仅知道我要表达的意思，妈妈竟心疼得流下了眼泪。

家信除了父母对我生活上的关心外，还有政治上的希望和要求。因为父亲本身就是军人，所以特别关注我的入团入党问题。部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士兵在入团或入党之前，要去炊事班或饲养场锻炼一段时间。1974年6月，连队安排我到炊事班锻炼，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而且又要和不熟悉的老兵班长打交道，有些心里打鼓、忐忑不安的。我写信告诉了父母。谁知父亲知道了很高兴，回信鼓励我，还为我写了一首诗。

炊事工作不简单，一人要调百人餐。量米看菜度火候，煎炸烹炒味要鲜。

心中想着毛委员，革命工作无贵贱。莫学君子远庖厨，心红志坚迎考验。

有父母的支持，我的心踏实了许多。

军营里的家信也有恋爱的功能。当然，部队规定士兵不能在军营里谈恋爱，但未婚干部可以谈。记得同宿舍有一位副分队长（副排级干部），从滇南调来。他老家在贵州安顺，父亲是军人，解放军南下时留下安家。因为我和他是上下铺，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所以关系要亲近一些。加上我十五六岁比较单纯，他的家信都让我看，甚至与他的情感紧密相关的信也让我看。在安顺，他家有一个邻居，父母是支援三线的一家军工厂的干部，两家人关系很好。邻居家有个女孩儿与他青梅竹马，一直到他来云南当兵，两个人保持通信来往。后来他入党提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