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山东半岛农村，一个地主用几十斤高粱米就可以买一个穷人家五、六岁的女孩子做自己的使唤丫头。在中国，使唤丫头不过是奴隶的另一种称呼而已。想想看，现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呢，而那时候却要烧水做饭收拾房间照顾大人了。

    我母亲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位被卖到地主家的使唤丫头，代价是四十公斤高粱，年龄只有六岁。

    今年已经七十八岁的母亲是部队的离休干部。她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脑子有些糊涂了，中午吃得什么饭，到晚上便记不清楚了。但母亲对她幼时的生活经历却记忆犹新。我虽然好奇，而且影影绰绰知道一星半点，只是不便提及，生怕触动母亲那根痛苦和敏感的神经。

    一九八六年我父亲病故后，母亲改变了许多。老人家从不爱说话，到嘱咐我们生活起居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孤独所致，需要多找人说说话，以排遣心中的寂寞。

    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多次的请求下，母亲讲述了她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掖县（现在叫莱州市）农村的事情，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一生。

    我母亲的家在掖县的小尹家村。我姥爷名叫傅喜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他一生娶过两个女人，共有五个孩子。姥爷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排行为老大。他的大名我母亲已经不记得了，只晓得他的乳名叫“石头”。“石头”长大结婚后不久就到黑龙江鸡西做苦工去了，留下他媳妇在婆婆家。那时候叫“闯关东”，许多穷苦的山东人为了填饱肚子或找一条活路，都到东北打工。如今许许多多的东北人，他们的祖籍都在山东省。

    前妻死后，我姥爷娶了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的姥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我舅排行是老二，名叫傅响菊；我姨是老三，叫傅盏菊，乳名“大嫚”；我母亲是老四，叫傅盏藤，乳名“二嫚”；下面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乳名“小嫚”。除此而外，我姥姥又怀孕了，刚好赶上姥姥的父亲病故，她挺着大肚子带着小嫚要回娘家给父亲送葬。姥爷领着我舅舅在地里干活，我姨和我母亲在家中用麦秸搓草绳。

    为了阅读的方便，我省去复杂的辈份关系，以我母亲的称呼为参照系，叙述家庭成员。

    因为只有大嫚、二嫚两个女孩子在家，要去送葬的母亲不放心，临走时，她从外面锁上房门。

    时值夏季，窗外的天空黑黝黝的，不久，云层便打起了闪电，雷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顷刻间，密密麻麻的雨点从天而降，激烈地摔打在地上如跳珠一般。母亲不在身边，呆在茅草房里的大嫚和二嫚惊恐万状，相互搂抱着，龟缩成一团。

    两个小女孩心里害怕极了。门外积水成河，已经漫过门槛流进房间的地板，屋中的老鼠也烦躁不安，在房梁上窜来窜去隆隆作响。

    惊天的炸雷声和倾盆大雨，也让送葬的母亲十分担心。她惦记着关在家里的两个女儿，葬礼未完便抱着小嫚冒雨跑回来，全身被淋个透湿。两岁的小嫚被雨水淋病了，发起了高烧。父亲请来村里稍懂医术的乡亲给小嫚看病，然后又背着几十斤高粱徒步去县城换钱买药。几天后回来时，两岁的小嫚已经躺在母亲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刚死了父亲，又失去了最小的女儿，再加上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浇湿了身体，不久，极度伤心的母亲也病倒了。这一躺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奄奄一息吐血而死，肚子里还怀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二嫚至今还依稀记得，她用棉花蘸着清水擦洗母亲（尸体）的面庞时，那张脸已经肿胀得很大，像一轮惨白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夜空，也永远地挂在二嫚的心里。

当时二嫚只有四岁，对母亲的记忆还很模糊，印象最深的不过有两次。一次是扎耳朵眼儿。女人总是爱美的，这大概也是女人的天性，再穷的女人也会妆饰自己。母亲把二嫚抱在怀里，用高梁秸在二嫚的耳垂上反复地搓揉，待二嫚感觉耳朵麻木时，母亲用钢针猛得刺进去，二嫚没有感觉到疼，耳垂已经被穿透了。然后，母亲在针孔内留下一根红线。另一次是母亲教二嫚给缝衣服的线头打结。二嫚觉得很好玩，这种接线头的方法使缝纫用的棉线连接点牢固结实，直到近八十岁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这两件事情，构成了二嫚对母亲记忆的全部内容。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