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民”的生活，刘恒有过

1997年，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在《北京文学》刊出。写这部小说时，刘恒怕待在家有干扰，借了一个房子住。当时正值夏天，顶层六楼热得一塌糊涂，没人给做饭，没手机也没电话。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刘恒把家里的冰箱给搬去了，自己找了一个三轮骑着运，用带子把冰箱背到了六楼，又买了好多饺子和冻面条放里边。天气热，他就在地上铺个凉席光着身子写，中午坐凉席上盘着腿吃饺子，满身大汗。

“在那儿吃饭，有点像农民锄地锄到地头儿了，拿出干粮吃那种感觉。完全的体力劳动，非常之累，但写得很投入，很过瘾。”房子边上挨着西苑宾馆，写一天刘恒会下来到西苑宾馆给老婆打个电话：“一切正常。”

“写到最后，有一个作家团要到山西去访问，有王安忆、刘庆邦。就要出发了，我一看时间不够，于是仓促结尾，就为了去山西，其实到最后也有点写烦了。”

当时刘恒在《北京文学》做编辑，编辑部向他约稿。后来各大报纸连载，《北京青年报》专门组织了专家和读者开讨论会，拍电视剧顺理成章。

关于弥补这件事，并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个机会，也不是谁都有这个能力。但小说要改编电视剧，原来仓促间没写的东西可以加进去了。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仅写得艰苦，一些情节也是来源于刘恒的亲身经历。比如张大民那个长着树的小屋，就是刘恒结婚的房子。

“当时家里只有两间平房，二十平米，住三代五口人。1976年地震，房子结构被破坏了，单位批准可以加盖一间六平米的红砖房。我们家种了非常好的奶葡萄，盖房子的时候把它砍了，但没刨根儿，铺水泥地铺薄了，后来葡萄又从地上拱出来了，树的灵感是从这儿来的。有一个生活基础之后，想象力就有了源泉。”

不过张大民很贫嘴，刘恒却不贫。“以前我是根本不说话的，当兵不说话，到工厂也不说，到编辑部还不说话，最后作品开讨论会不得不说话了。”

这部剧播出后，观众的反响非常热烈。唯一的小插曲是剧里设计了一个破产的保温瓶厂，然而北京只有一个保温瓶厂，经营得很好，突然在一部剧里“被破产”了。“后来就平息了，艺术的虚构还是被允许的。”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导演是沈好放，沈好放曾在东京学拍电影，受过小津安二郎的影响，像小津安二郎对日本底层人的描绘，以及慢悠悠的节奏，他很有体会，也一定程度地应用到了这部剧里。

早在青年时代，刘恒就有意锻炼“瞻前顾后”的能力，写前面的时候想后面。《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剧本初稿一稿成，一字未改。“这是我的本事。据我所知，有的作家是这样的，写东西稿面很整洁。”

心血之作《少年天子》，爱与死是永恒主题

到了《少年天子》，刘恒身兼两职，他既是编剧又是这部剧的总导演。刘恒写剧本的一个特点是台词量很大，《少年天子》也是如此。

戏刚开拍，刘恒看回放，发现台词速度很慢，怀疑演员拿到剧本后没有工夫背台词，要说得慢才能顺下来，但这样一来，影响了戏剧节奏。加上台词量大，一个演员说七八句后，下个演员才接，观众看着会很难受。“后来我要求演员的台词速度加快一倍。演员后来都下功夫背了。”

那时候潘虹接这部戏有压力，毕竟在《康熙王朝》中，斯琴高娃已经将孝庄演得太好了，但潘虹另开了一条路，演绎了味道完全不同的孝庄。当时剧组条件差，只有晚上的固定时间才能洗澡。屋子冷，潘虹靠着暖气片背台词，天没亮就起来化妆，化几个小时，才到现场去。

   《少年天子》中，福临死前，和静妃有一段对话，那段对话十分经典，令人印象深刻。“那段戏郝蕾的表演把我给惊着了，入魔一样。”

“你身上的种种好处只是睡着了，总有一天，它们会一一醒来，让你成为完全不同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每一个善被恶遮蔽了的人，适用于一个事物好被坏盖过了的发展阶段。有一天，那些善意、那些美好会一一醒来。

“凌力逝世一年多了，前不久是她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北京出版社开了一个追思会，我也去了。《少年天子》这部剧是我们共同创作完成的，我是站在人家的肩膀上进行创作的，对她前期的艰苦创作始终怀有感恩之心。”

《少年天子》是刘恒的心血之作。   

“这部剧其实是死亡主题。剧本身就涉及死亡，加上写的过程中我父亲病故了，那个感觉一下就加重了，角色不停地死亡，博果尔死了，乌云珠死了，福临也死了。”

死亡主题在凌力著作里就非常明显，只不过她的笔触相对柔和。“凌力对死亡的认识很好，一种温和的悲观主义。我可能稍微沉重一点，后来我回过头看我的小说，没有死亡的小说几乎没有。死亡主题可能是我下意识比较喜欢的主题，当然爱与死本就是永恒的主题。”

    写《少年天子》的时候，刘恒跟演员住隔壁。夜里，写到某些段落，他哭得泣不成声，担心哭的声音影响到演员，会赶紧把嘴捂上。“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状态，是一个特别大的自我安慰。”

电视剧应具备世俗眼光，这是一种人道主义

上到福临，下到张大民，刘恒的同理心似乎可以触及每一个人。

《少年天子》可以说是集历史正剧、戏说剧、宫廷剧于一身的。

“那个时候对类型没什么印象，就是沿着惯性往下写，写到贪污的官员，监狱里的人，男女爱情纠葛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把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往里加。对生活的认识可以应用到任何题材。对电视剧作者来说，那种世俗的想象力非常重要。”

刘恒始终认为，从纯技术角度看，对于电视剧创作者第一位的能力要求很细微，就是还原口语的能力，是否能还原得跟真实生活一样。

“出于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需要，其实对生活，尤其是皇族的关键人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美化。我认为所有人在喜怒哀乐和善恶上有相通的地方，大家都是善恶同体。”

与其说是同理心，倒不如说是刘恒考虑到电视剧的观众，做的这两部剧都比较接近世俗的眼光。

“早年的时候，我对精英观察世界的角度有某种期待，时间久了，进行自我否定后，我觉得知识、智力和观点不能成为蔑视他人的基础。自知找到了真理，就蔑视没有找到真理的人，是有问题的。人有过世俗生活的权利，人也有庸俗的权利，只要不妨碍别人。这是我坚持的人道主义。”

批判永不过时，但现实主义需要新的批判方法

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将市井哲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年再没有出过这样一部平民剧。然而看刘恒早年的小说，很难想象他会写这种调性的作品。严格来讲，这部小说，跟刘恒之前小说中激进的批判性相比，有所后撤。

“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觉得世俗的力量值得尊重。世俗的乐观主义对生活有意义。当普通人的能力天然地有限，自我拯救的方法也许就是自己的乐观主义，它未必不是一种精神财富。我在小说中肯定的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什么深度，但代表了我自己的一种人生哲学。”在刘恒看来，《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是偏浪漫主义的作品。

“它是一个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作品，有相当的浪漫主义在里面，那种乐观主义是被提纯的。生活中有很多污浊，乐观主义要打折扣。但电视剧将这种乐观主义极端化，这是我艺术上的权利。我有这个权利，它能强化我要宣扬的东西。”这就牵扯到对现实主义的不同理解，现实主义应该是怎样的？这是当下我们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真正的现实主义，批判性应该更强一点。对于现实中污浊的东西，不要遮蔽得过多，要把污浊的东西适当端上台面，但那个现实主义会让人不舒服。就像在人际交往中，说真话反而伤人。”

在现实主义对国民性的批判这一脉，刘恒认为始终没有间断。“现在不是间断不间断的问题，是大家对国民性批判还有没有兴趣？有的人觉得不值得在这儿费心思了，因为批判了之后发现没用。”“跟国民性自身强大的潜移默化、一代传一代相比，所有的批判都是无力的。一个民族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依靠人为的努力、号召和批判去迅速改变，我觉得是妄想，这跟人类的基因难以改变一样。各个民族的长短处不一样，这是一种自然安排。一个民族如果完全彻底弥补自身的弱点，这个民族就太强了，别人没法活。当然，在激烈的民族竞争中，善于自我反省的民族比较占便宜。文学是反省的工具之一。”

旧有的批判方法会过时，但对国民性的反省永远不会过时，或许现在要做的，是找到新的反省角度和有效的批判方法。【文/毛毛王】

注：原文标题“刘恒：《少年天子》和《张大民》模糊了类型，但人道主义一以贯之  剧匠访谈录（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