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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反侵权的社会意义
(2015-07-19 17: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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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
细看这些名单，会发现这些祭出反侵权旗帜的媒体，已经不是单纯的纸媒，而有很多本身是网络媒体。更有意思的是，现在加入反侵权行列的许多媒体，有些曾多次出现在财新传媒反侵权公告列举的侵权名单中，这一切都可以说明，维护知识产权，反对随意转载，越来越成为媒体行业的共识。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网络初兴，媒虽一时曾有“狼来了”之惊恐，但随着第一轮网络泡沫破灭，一些关于媒体未来发展的预言被视为笑话。随后纸媒与网媒进入所谓“蜜月期”，网络靠转载纸媒报道聚拢人气，而纸媒仍赚得盆满钵满。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是一场共谋未来的严肃婚姻，而是一场同床异梦的错误媾合。双方收获的都是伤害，最终没有赢家。纸媒沉迷于“内容为王”的虚幻景象，而且觉得只有自己才是无可替代的内容供应商，网络转载是为纸媒的内容扩大了社会影响。这顶纸糊的王冠戴在头上竟是如此享受，让他们失去了用创新应对危机的基本能力。而网络媒体满足于靠复制粘贴吃免费大餐，也淡忘了争取内容生产不可或缺的采访权，其实也创新乏力。道理很简单，假如中国没有庞大的网民人数，没有强大的防火墙，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几个能笑到现在？
当然，这一场错误的媾合，较之于网络，纸媒输掉的更多。饮鸩止渴不仅养肥了别人，更重要的是致命地伤害了自己。除此之外，媒体作为极具影响力的公共机构，对知识产权的漫不经心，让整个中国社会本来就脆弱不堪的版权文化更加雪上加霜。
我国的著作权法通过已经25年了，但徒法不足以自行，著作权意识没有深入人心，只靠强制力是很难推动的。尊重知识产权，是现代法治观念。这一观念，在我国远未扎根。我曾听到一位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嘲笑美国人，说美国许多图书馆规定复印一本图书不能超过全书的1/3，美国人真就不多印。他说，这多简单的一件事啊，我们三人分头借来，每人各印1/3,不就结了？这种无视法律规定的狡黠，在国人中恐怕绝非个例。在全社会培育包括著作权在内的知识产权文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此其间，媒体当然能够发挥大作用。但是，我们可想而知，一个对自己内容著作权都漠然置之的媒体，怎么可能会把保护知识产权报道视为重要的报道议题。
在全社会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一片冷漠之中，政府的缺位不容忽视。眼下许多媒体、许多人懒得打著作权官司，都源于一种经济理性：官司打赢了，赔偿却低到得不偿失，因为赔偿标准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稿酬确定。据说还有相关部门不主张此类官司中赔偿过高，理由居然是支持互联网创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媒体维护知识产权，多半成为一种公益活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财新传媒等媒体机构近年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值得尊敬。政府态度的改变，需要媒体推动。一个社会的媒体，如果对与自身利益攸关的事情都消极无为，我们怎么可以取信于民，让民众认为我们是社会利益孜孜不倦的守护者？
媒体通过发布侵权公告方式维权，一方面维护自身权利，净化行业风气，另一方面，这客观上也是一种自我宣示和自我约束。发布侵权公告，是需要一点底气的，如果自律不严，自己屡屡出现在其他媒体的侵权公告名单中，恐怕是不好意思再高调打击别人吧。因此，投身反侵权，就等于断了自己随意转载的后路。作为社会公器，媒体在各个方面的确应该有比较高的自律标准，而作为当代社会最重要的知识生产机构，媒体也应从尊重知识产权开始，由此逐步确立较高的道德底线，垂范社会其他行业，对媒体重塑社会公信力也有重要意义。
今年5月，对于在网络时代维护知识产权来说，一个更有积极意义的利好消息是：5月5日，上海律师朱斌收到深圳南山法院口头通知，其提交的微信公众号抄袭的起诉状已被立案，书面受理通知已经发出。此前，朱斌律师受“花边阅读”和“异见”委托，向深圳南山法院提交民事起诉状，起诉涉嫌抄袭的“酿名斋”和“文字撰稿人”。这些原被告都有个共同身份，就是“微信公众号”。
此案被称为“微信公号反抄袭第一案”，如今获正式立案，本身极具象征意义。从大众媒体到自媒体，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不应该有两个标准，只是在自媒体时代，保护知识产权的难度更大了，乃至有人感叹：“版权是谷登堡时代的产物。”
我们得承认，从传统媒体时代到网络媒体时代，随着科技的进步，抄袭、盗版变得越来越容易，很多时候甚至易如反掌，以往保护版权的手段更显捉襟见肘。但是，法律面临困境，人类的道德精神永存，正如前贤所言：“最大的原则是：千万不要非法使用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来赚钱。”天底下，没有因为盗窃变得容易了，窃贼就变成合法职业这个道理。谷登堡开创的印刷文明或许有一天真会消失，媒体的未来面临种种可能，给我们留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靠抄袭剽窃，不会有真正的自媒体文明。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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