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公麟
原苏州博物馆副馆长、文物征集委员会主任
钱老说,他至今为止的人生其实特别简单:进博物馆前,和进博物馆后。结束了30多年的博物馆生涯,他已从曾经熟悉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只要讲起考古、讲起文物,他仍是一脸的执着与兴奋。现在,他有更多的时间和自由,去学一些想学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已经了无遗憾地画上了句号,但他的学习生涯显然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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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公麟在苏州博物馆(摄影:王隆锦)
钱公麟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原来就是苏州博物馆的书画鉴赏专家,从小家里最不缺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相关书籍,耳濡目染之下,钱老踏入这一行似乎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进苏州博物馆工作之前,他下过乡,当过采购员、做过船工,曾经在3年时间内驾着小船走遍了江苏的各个小镇,那段时间被钱老喻为“人生中最有劲的时光”,也是那段经历让他有了一个明确的想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下乡结束后,钱老就开始了博物馆的工作,他在馆里住过8年时间,8年里几乎翻遍了馆内的藏书,而他的人生大事也在此成就。这一待就是30多年,他见证了博物馆的变迁,见证了新馆的落成,也见证了苏州考古事业、文物鉴定与保护事业的跌宕起伏。
考古,要对历史负责
钱老曾写过《苏州考古》一书,也发表了诸多见解犀利的文章。一位热爱文物的网友曾评价说:“(钱老)以一个老考古人特有的执着、求真精神,坚持着与所谓主流不同的学术观点,令人钦佩。”钱老与主流观点的相悖,其中一大事件就是关于历史上的吴大城究竟是苏州西郊的木渎还是苏州现在的城区这一争论。一直以来,苏州市民都以苏州城是吴王阖闾所建的大城而自豪,近年出版的一些文史地类书刊也都记载着苏州城为吴大城,但以钱公麟为代表的苏州博物馆考古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钱老曾在发表的文稿中写道:“苏州城最早建于汉代,是王莽时代的泰德城……而吴大城应该在灵岩山一带。2000年,苏州博物馆考古部在以灵岩山为中心的地域找到了春秋晚期城址……”在此之前,为了充分取证,钱老和其他考古人员总是一大早就坐长途汽车颠簸2个小时跑去灵岩山,身上带一个军用水壶和两个馒头就开始爬山、观察、勘测,那时每天的补贴只有8分钱。
其实早在1986年,钱老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表达了这一颠覆性的观点,这显然不大“识时务”,还没发表就被人批评说“你这人不懂政治”,于是文章被搁置了三年,三年后好不容易得以发表,却也自然而然地受到了业界极大的反对和批判。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在考古这项事业上发表任何观点,其价值之一本就体现在别人的认同,所以钱老也坦言曾经“压力很大”,但就像他说的,“是事实总会翻过来的”。
“做考古工作,就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我的材料经得起考验,这种东西来不得半点虚伪,否则根本站不住脚。所以我一直认为搞文史的人很悲惨,有些人搞了一辈子,临死前却发现自己研究的都是错的,那真的是……”钱老摇摇头,不忍再说下去。他点了根烟,在烟雾缭绕中顿了一会又继续道:“考古,是为了补充文学史料的不足,纠正谬误。讲话要对得起历史,我们做苏州的考古,就要对苏州的历史负责,复原一个真实的苏州。我有信心这么讲,因为在这一块,我们做的时间最长、做的工作最多。如果有新的理论证据来批驳我,我会很高兴。学术之间,本就应互相学习,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接受别人的批评,三人行必有我师嘛。但是现在有些‘专家’往往只浮于表面,没有钻进去,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有的甚至连考古的基本知识都不去看,这很可怕。我们不怕争论,因为争论也是要凭事实讲话,如实、真实地进行反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地去看。到现在为止,我能说自己问心无愧,不是说做了多大贡献,只是尽到了自己的职责而已。我始终相信,如果你实事求是,历史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回答。”
鉴定,真与假的复杂较量
鉴定,离不开真与假的较量,而做鉴定的人要达到一定的可信度和说服力,无疑需要很深厚的积累。只有长期的积累,善于学习,不断总结、修正,加上谦虚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做出令大众信服的判断。自进入这一行,钱老就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
关于文物的真假鉴定,应该说是绝对的,容不得一丝不确定,更容不得一丝造假。但在“真与假”的认识上,钱老显然又有着自己的理解:“做鉴定,一定要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眼光,全面性很重要。你没有看到真的怎么知道这是假的,要看过真的,才有依据、才能判断。我们不要去作假,却要了解怎么作假,进而思考如何去破假,有时甚至要故意去买些假的来做比较,只要你努力去看,就一定能看到门道。”至于那些“假文物”,钱老也并不认为它们一文不值,只是不具备“真文物”才有的价值,尤其是其历史价值和当时特有的艺术、工艺价值。
对于做鉴定后的表态问题,无论是专业领域里的工作范畴,还是被朋友熟人拉去勉强为之的事情,钱老都抱着一种“以和为贵”的心态。“做到让人心服口不服,这才是最高境界。在学术争论上,用最恰当的语言来体现你最渊博的知识,让对方心服,即使嘴上不承认也没关系,点到为止,不要非逼着别人在口头上也要认输。知识是无穷的,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对自己没有坏处。”
收藏,“藏宝于民”或许更好
“如何保护这些文物,是未来最重要的事情,而‘藏宝于民”或许是最好的办法。”“藏宝于民”是钱老最早提出来的,最主要是因为他看到了现在文博系统的某些缺失。在他看来,过去做收藏都是以继承传统为基调,现在他却看不到了。
“早些年的博物馆都一心为公,汇集的都是很有水平的权威专家,这些人对文物有很深厚的感情。现在却不是这样,有些人对文物根本不了解,重视程度也淡化了。以前讲究文物的历史性、艺术性,先研究它的真伪,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然后再进行评述。现在反过来了,先讲名头大不大,重视的是文物的经济价值。原先博物馆的文物是不谈经济价值的,大家开始认识到文物的经济价值最早是始于出国展览,因为这些东西要拿出去就要上保险,那一个碗和一个花瓶它们的保险能一样吗?怎么来定这个不同的额度?就说先按照国际拍卖场的标准给每件文物估个价吧,这时才有了经济价值这个意识。”谈论文物的经济价值,本身并不是件坏事,但现在的某些功利主义做法,甚至伤害到了文物本身,令钱老深感痛心。
“文物是有时效性的,比如你把书画拿出来展示就有一定的限制条件。现在都讲‘恒温恒湿’,其实不一定科学,一年两年可能看不出来,时间长了必然会有影响。博物馆做展览应该是如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条件,一件文物在当时显然不可能‘恒温恒湿’,保持通风的新鲜状态才更合理。你那么强的光打下去,也肯定不对,那就不是文物原来的样子。任何现代化学性质的东西都不要轻易地用在文物上面,要保护,是要将传统经验和现代方法相结合,千万不要抹杀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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