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音乐与艺术，连接消费，还是文化？

                                         文/孙孟晋

    康德早就说过：空间是公共的，时间是私有的。

我在金桥国际商业广场策划音乐节，一部份原因是出于对既往观念的梳理和道别，生活在大城市里，我们是被文化环境中的欲望和身份包围的。也就是说，时髦的商业广场和文化艺术表演之间的对立，在近一个世纪大众文化的快速更替中崩溃了。

曾经有过一个阶段，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是被拒绝的，那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与自然试图融为一体的嬉皮士们，但他们却在二手商店疯狂购买衣服，并使那些区域成为时髦场所。如同中产阶级至今都有一种习惯，以进入音乐厅为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引导一个城市的现代文化消费观。现代城市最激进的艺术家、时尚设计师、音乐人，乃至各种年轻的文艺弄潮儿，都深深地懂得文化不在公共空间得到展示，和自毁于当代象牙塔没什么区别。

巴伦博姆在波茨坦广场编导配有贝多芬音乐的仙鹤芭蕾舞，与其说是拉近观众的距离，还不如说是对无墙艺术概念的肯定。以柏林为例，别说各种类型的广场，只要是空旷的地方和无主之地，都成了年轻人狂欢的场所。可能这还是一种内心的解放，是对“墙文化”的心理挣脱。

在瓦格纳时代，他用神话世界来复制梦幻的商品世界，瓦格纳比很多音乐家都看透消费时代的人的被动性。而作为一种人际社会的交际，我们可以发现建筑物的矗立和商业街道的分布，都影响了人流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活动。在中世纪，公共广场就充满了小贩的叫卖、乞丐的乞讨与僧侣们的传道，还有就是流浪艺人的表演。米哈伊尔·巴赫金是一个狂热推崇大众文化的理论家，在他看来，俚俗和市井情感，是广场狂欢节的核心。

严格地说，公共空间还可分狭义和广义之别，我想要涉及的话题，更是城市开放式的场所。如哈贝马斯所说：“在公共空间内，人们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往。”按我个人的经验来看，在公共空间里的文艺活动，最为先锋的无非是艺术、音乐，包括戏剧。你跑到欧洲任何一个有人流的广场，都会见到这几种方式的表演。绝大多数当代艺术，比如装置和行为都可以游离出室内。

而格林尼治村的摇滚音乐圈和先锋派社团是有联系的，他们共同推进了大众文化的进程，我们之前一直梦寐以求的“英雄”气质，在那里是被彻底消解的，尤其安迪·沃霍尔坚决不反对商业，他曾经还讥讽劳森伯格，后者为著名品牌——蒂芬尼做橱窗设计时用了假名。沃霍尔画画有一个习惯，反复听同一首曲子，整天播放，最后，他的波普艺术就在这样的氛围里不断地复制了。

说沃霍尔，是想梳理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概念——公共艺术家。在如今的西方，随处可见和大众互动的艺术家。他们不仅在电视上，在展馆里，还会出现在公众聚合的地方。这也让我们注意到所谓的身份的表达，他们在表演一场秀，在适当的时候发布自己的新想法，甚至不惜和商业品牌联手。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越是进入大众视野的，有时候恰恰是最先锋的，或者是反主流的。在威尼斯双年展期间，我每天都可以在路过的开放公园的长凳上看到几个民间女艺术家的表演，还有一位希望留下我们的电邮方式，她在做艺术问卷。我不知道她们愿不愿意有一天进入艺术殿堂，但从行为本身，她们留给人的深刻印象不输给任何一位在室内存放着作品的艺术家。这就是公共空间的魅力。

在一个急速消费的时代，你会明白一个再厉害的音乐人，也会像某个流浪歌手一样，随着身影消失而失去被关注度。同样的问题，这个时代不是绝对对个人的孤独状态持否定态度，但消费主义已经决定了几乎一切音乐和艺术的市场效应。

文德斯3D电影《皮娜》真正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从剧场里走了出来，在城市街头，乃至大自然间，将皮娜·鲍什的精神放大。这反而特别让人感动。

布罗代尔认为：“一个没有市场的城市是无法想象的。”是经济，也是时尚改变了文化消费的市场，乃至场所。在18世纪，欧洲用于购物的拱廊，是一大聚会的景观。人们在消费中交往和寻找快乐，与之配套的娱乐活动不计其数。换句话说，当年这种袖珍的小城市——拱廊，和如今的购物中心是完全相同的。

在西方，购物中心是新的交际场所。健全的配套设备也成了艺术和音乐的集合地，比如曼城的安德尔中心。也许，十年之前，我们无法想象盲人音乐家周云蓬在人山人海的购物中心表演，一定有人会代替春天来责备他的。

反过来说，当代文化的某种动力来自成功商人的眼光。他们中的有些人希望文化不是装饰品进入他们的区域，而是和那些区域组成更紧密的关系。自然，时髦的广场音乐会不是商店里的伴奏音乐，它也不是和商业气味完全割裂的灵魂暴力分子。

网络是公共空间，但它没法让你待在室外咖啡馆，凝视着某位偶像。私密的被开放，还是人类的必经之路。

（发表于本周的《上海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