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0年前，我的家被迫从今天大名鼎鼎的“新天地”动迁到浦东的时候，相信很多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小孩和我一样，对所谓的“发展”又爱又恨：从石库门到新式公房，住宅面积变大了，木头马桶变成了抽水马桶，但是可怕的事情也来了，新家远得够呛，房子外面是一片农田，小区附近连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车都没有，我只能骑自行车上学，单程1个半小时。那年我高三，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1个月，立刻变得又黑又瘦。后来的岁月是在亲戚家里打游击渡过，半年住叔叔家，半年住舅舅家，看着别人完整的一家三口，我是青春期既叛逆又孤独的小孩，就这样一直折腾到考上大学。

 

那一年决定了我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回到自己父母的身边，恢复从前三口之家的温暖的生活，我记得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一个人骑着单车到人民广场坐在路灯下看书，看看广场上无所事事的人群，好像一个出身于市重点中学的问题少女。

 

把城市人放逐到农村，以一种“发展”的名义，我想那是我首次在现实生活中体会人在命运面前的无力感。

 

多年以后当我站在上海城市规划馆里，面对那个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的2010年上海规划模型时，相同的惶惑袭来，尽管我已经过了过度敏感的青春期，我知道，在未来的5年里，一群又一群小孩，会像我一样毫无准备地在几个月内被抛弃到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为的是在他们出生成长的土地上推倒旧楼，盖起新的写字楼、高价商品房，那些曾经在弄堂狭小空间里嬉戏的日子轰隆一声倒塌，尽管崇尚农业文明的人决不会赞美这种局促的上海式的弄堂生活，但是我想任何刻意毁掉个体甜美的“童年记忆”的工程，都是对诗意生活的破坏。

我发自内心地赞美今天的“新天地”精美，和谐，雅致，但是我也保留对我的成长的旧居的思念，她没有今天的“新天地”这么乖巧漂亮讨人喜欢，但她有我对童年所有诗意的记忆和我的父辈骄傲的生活印迹——那是一个人最纯粹美丽的记忆的来源。

 

在今天的上海，没有人愿意往过去看，因为看“未来”都忙不过来。今日环线内住宅不低于一万五千元的均价，让来自其他城市的年轻人感叹，这哪里是住在上海，分明是住在欧洲。一旦你进入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或者是南京路、淮海路的甲级写字楼工作，这意味着未来的生活都具有了规定性，你需要像一个所谓的“白领”那样生活，有房有车，讲究穿着，有一两样奢侈品，生活规律，并且保持薪水的规律，好让你在每月支付银行贷款时不致于窘迫得獐头鼠目。在上海生活，已经使人忙乱得不会思考挣钱供楼以外的事情。

 

显然，上海城市的快速发展并没有趋向于实现人的最高价值：给公民带来更大的自由，也很难出现文化的多元。上海就像一个大模具，任何人到这里都会变成一个价值范式的人：兢兢业业的维持现有的工作，以求稳定的薪水，缺乏打破既有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的胆略，对于成本较高的创业绝对不敢擅自尝试，所有的人都梦想着在物质生活上快速地向“上流社会”靠近，企业亦快生快死。

 

人的尊严与快感来自于选择的自由，在一个看似自由而其实缺乏多元个体价值观的文化里，也一样没有选择的快乐可言，当上海这驾马力十足的地铁机器裹挟着“发展”的念头剧烈而迅猛的开动起来，高效率地奔往那一种单向度的生活时，谁能果敢地打开闸门，逆着潮流说，“我要下车”……

 

当我们不断用“效率”、“有效”这样的字眼来鼓励公民挤上上海这部神气的地铁的时候，我总是怀疑，“效率”难道就是人生的目的吗，这座城市的逻辑完美地表达了传统经济学的理念：如何有效地、用有限的手段，以稀缺地资源去满足人的无限的欲望。我想问一下，“效率至上”的逻辑能不能满足更高远的价值追求呢，比如有关美，有关诗意的追求？在我们谈论“效率”的时候，有没有先想一想，为什么要实现这个欲望，这个欲望是不是合乎人类理性的法则呢？是不是能让人类获得安宁的幸福呢？

 

但丁说“在我人生行旅的中途，我迷失在一片不毛之地”，在任何一个只讲“效率”不讲“目的”的文化环境里，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中国也好，西方也好，再丰沛的物质环境也一样是不适合人类居住的不毛之地。（文/雏鼠，选自《名牌》8月号封面专题“生于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