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正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0届世界遗产大会一致决定，将中国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拥有32处世界遗产。

 

就如同中国将成长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一样，中国所拥有的世界遗产也已经位列全球第三了，这样的地位尚不足以满足中国人争遗的全部热情，据闻，中国“申遗”的队伍已经排到了下个世纪。为了应对科教文组织所设定的每次一个国家只能申报两项世界遗产的限制，以至于中国想出了“联合打包”、“整体营销”的各种策略，比如6月份，来自中华“五岳”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和国家世界遗产专家就齐聚长沙，商量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等四岳如何去分享东岳泰山的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的头衔与荣光。

 

五岳是中国江山社稷的代表，是中华万里河山的自然和文化坐标，对于历来习惯于把“江山”的盛衰与社稷的盛衰联系在一起的中国人来说，在此皇皇盛世，热衷于文化图腾的崇拜本无可厚非，中国古代帝王巡狩四方，逢名山则顶礼膜拜，更封禅泰山，使其得享万山之尊，这种为名山的加冕，自然是应和着江山永固的心理渴求。在如今，中国在世界上为五岳争头衔，争万山之宗的冠冕，也是想以此确立与经济成长相匹配的文化地位，以唤起文化的自豪和民族的自豪。

 

历经了鸦战以来积贫积弱的国度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地渴望获得大国的地位，在经济上是如此，在文化上更是如此。不过，在商业化代表一切的时候，他们却常常把文化变成一种商品，商业化其实是推动申遗最大的动力，而并非仅仅是一种文化的骄傲。早先，中国在文化方面很不重视保护，当然，中国式的土木建筑也不可能像西方的石头城堡那样易于存之久远，但是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观念，是那种轻易获得的经济利益取代了缓慢的文化作用。而当旅游变成了一块巨大的蛋糕、文化可以成为一种带来巨大收益的商品时，又驱动着他们去耕耘这块田地。

 

科教文组织之所以在全世界范围内以极其苛刻的标准审定自然与文化遗产，目的在于引起这些国家对于它们的保护，而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往往不是保护，而是开发，把它当成了经济的引擎。“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这就是文化上的尴尬。在这种尴尬中，世界遗产面临的不是被更加地得以呵护，恰恰其结果是被人为地破坏。

 

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的寺庙不再是精神上的道场，而变成了参观和游历的所在，而西方的教堂里，依然住着的是上帝和他的牧师；在中国，皇帝已经搬出了他的宫殿，那里陈列的只是一些供人啧啧称奇神秘史迹，而在西方的很多国家，名义上的君主依然住在他们的宫殿里，享受着万民的尊崇。这不是文化的差异，而是社会发展的缓急造成不同的演进逻辑。只不过，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那些被我们所打倒的政权偶像、文化偶像，像皇帝、孔子等等，他们又开始复活了，生机勃勃，只是，他们大多活在商品化中，为“快中国”提供动力。（文／张蒙，选自《名牌》杂志8月号封面专题“生于快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