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在第二语言（second language，简称L2）的学习过程中，学习者有着不同的学习方式和学习速度；显而易见，第二语言习得（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的过程充满了变异。事实上，变异是二语习得过程中一个始终存在的现象（Young 1988: 281）。二语习得中的变异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学习者习得过程和语言行为中所出现的变异。本节主要对近期有关二语习得的变异研究作一介绍。

许多语言学家曾经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来研究二语习得中的变异。奥德林（Odlin 1989）把二语习得者与母语者在语言行为上的差异归因为源自第一语言（first language，简称L1）的干扰和语言迁移（language transfer）。然而有些语言学家认为，除了语言之间的影响，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还有其他的原因和来源。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才开始运用变异学派的理论来讨论二语习得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从而把研究的重点从对比分析或者错误分析转向用变异理论研究二语习得这一充满变异并不断变化的动态的过程。在研究方法上，研究二语习得的语言学家们就尝试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来收集语料，系统地研究二语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体现的变异。同时其他一些语言学家也对一些引起变异的外部原因例如态度、动机、年龄和性别等因素进行了研究（Romaine 2003: 410）。

二、研究模式

（一）拉波夫模式

语言学家们发现拉波夫的变异模式不仅适用于母语的变异研究，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中的语言变异现象。以拉波夫为领袖的变异学派把语言变异作为首要研究对象，强调了语言的一个根本特性，即社会性。二语学习者的语言行为同样会因为语言环境和社会因素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变体（variety）。最早把拉波夫模式用于二语习得研究的是L.迪克森（L. Dickerson 1974）和W. 迪克森（W. Dickerson 1976），他们认为中介语的发展过程和语言变化的过程相似，变项规则同样适用于二语习得的研究。他们发现，根据语言环境可以预测可能出现的变项。另外，基于语料的长期观察和研究可以揭示二语习得中个人语言变化的过程，而且语言环境在变化的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最早把变项规则分析法（variable rule analysis）应用于二语习得语料分析的是亚当森和科瓦克（Adamson & Kovac 1981）。他们分析了一位33岁西班牙籍蓝领男性工人使用“NO + VERB”和“DON’T + VERB”的变项规则（variable rule）。他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在描述特定的因素是如何影响中介语的发展时，利用变项规则分析法来分析材料是有效的。泰伦（Tarone 1982）则借助了社会语言学中语体连续体（style continuum）这一概念。他认为二语学习者具有一个与母语者相似的语体连续体，学习者对于语言的注意程度越高，那么他们就更多运用较为有影响力、受到广泛承认的语言变体。也就是说，语体的变异是由于学习者对于语言形式的不同关注程度造成的。克拉申（Krashen 1987）的监控模式把这个语体连续体发展成为两个级别，他认为只有很小一部分比较容易描述的语言规则是学习者有意识学习（learning）获得的，而大多数很难描述的规则是学习者通过无意识的语言活动习得（acquisition）的。在日常交际中，学习者是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运用那些有意识学习到的语言规则的。依据这个模式，变异学派认为二语习得中，监控是指二语习得者对于言语的注意度，而不是有意识地运用已经形成的规则。然而，监控理论并不能明确地解释受这些语言规则制约的变异，也没有说明学习到的规则和习得的规则是如何相互渗透的。

（二）贝利模式

贝利（Bailey 1974）的波形理论（Wave Theory）是研究变异和变化的另外一种途径。这种理论被用来解释某一语言现象的扩散方式。根据这种理论，共时的语言变异可以被看作是语言规则历时变化和传播的一个副产品，变异代表了长期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L.迪克森（L. Dickerson 1975）认为二语习得的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随着时间连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一个又一个变异向下一个变异的过渡，而且这个过程的特点是系统性。通过观察学习者九个月里在三种不同场合中的语言行为，L.迪克森发现随着时间发展，学习者的语言行为中目标语的成分和类似目标语的变体越来越多。盖伯顿（Gatbonton 1978）是把波形理论最早运用到二语习得研究的学者，他调查了28位加拿大法裔英语学习者在发齿间音“/ө/”时的变异现象，发现学习者中介语中产生的变异不断地向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规则靠拢，这一点与母语者的变体变化的形式相似。他的研究揭示波形理论更适合用于分析语义句法和形态句法方面的变异。此外盖伯顿还发现在有些语言环境下学习者比较容易掌握目标语言中的正确发音，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变异则会长期存在。盖伯顿的研究与贝利不同之处在于，贝利的波形理论只提到了一种环境一种变式的存在，而在盖伯顿的研究中，在一个环境下，新引进的变式并不会完全取代旧的变式，共时的变异将持续一个阶段，旧的变式和新的变式会交替使用。埃利斯（Ellis 1992）指出，这样的自由变异说明学习者语言系统的调整和发展，并且这个系统最终将发生更大的变化。实际上，不断出现的语言变体可以被看作越来越符合目标语言规则的新的“形式-功能”个体。例如，许布纳（Huebner 1983）对一个学习英语的成年东南亚人进行了在长达一年的研究，发现在不同语言环境下，“is (a)”在句中的位置发生了变化，“is (a)”一开始仅具有陈述功能，而到了一年后，“is (a)”具备了目标语言中的一系列其他功能。

（三）两种模式的比较

拉波夫的模式和贝利的模式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前者研究的是每个因素影响变异的程度，后者具体说明了变异前后的状态，但普雷斯顿（Preston 1996）认为从心理语言学角度考虑，事实上两种模式是相当不同的。拉波夫的模式中，变异性虽然与变化相关，但是它是与生俱来的，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在贝利的模式中，变异性是短暂的，大多数变异是显象的，只是存在于短暂的过渡中。拉波夫学派认为变异是语言能力的一部分，但并非每个语言学家同意这一观点，尤其是从生成语法角度研究二语习得的学者。有些研究者只关注如何通过二语习得研究来证明或加强转换生成语法，希望能够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语料和发现来证明或重新表述转换生成语法。但是二语习得的研究范围远远大于语法理论，它包括了对于习得过程中认知过程的全面理解，因此研究语言能力中的变异对于二语习得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三、二语习得中变异的形成

（一）系统变异（systematic variation）与自由变异（free variation）

一些研究二语习得的学者认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经历了一个从自由变异过渡到系统变异的渐进过程。对于系统性变异和自由变异的定义，语言学家争议很多。两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系统性变异受某些可观察到的因素的制约，包括语言结构因素和社会语境因素。而自由变异或是非系统性变异是不受任何可观察到的因素制约的，在语言学习的初始阶段，许多变异很有可能是偶尔产生的，学习者可能拥有两种或多种语言形式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例如，埃利斯（Ellis 1992）调查了一个11岁葡萄牙男孩对于英语否定结构“don’t + V”的使用，结果表明这个男孩在开始阶段，把“don’t + V”用于各种表示否定的语言情境下，接着把“don’t””和“no”混用，后来当他学到“can’t”、“won’t”等结构时，这些结构又和原有的结构构成一组变式。埃利斯认为这说明二语习得中一开始的变异是“自由式”，即非系统性的，而系统的变异逐步取代了自由变异，当学习者一旦掌握了目标语，目标语系统就取代了原有的变异形式。对于埃利斯的发现，许多学者怀疑，表面上的自由变异是否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语料或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造成。另外一些学者如托维尔，霍金斯和巴泽圭（Towell, Hawkins & Bazerguui 1993）在研究过相似的语料后，并不同意埃利斯关于自由变异及它在学习者中介语中的作用。埃利斯的研究同样遇到了来自伯丹（Berdan 1996）的质疑，伯丹重新分析了舒曼（Schumann 1978）等研究者使用的语料，发现了一系列制约变式的因素。沙克特（Schachter 1986）在研究了英语学习者对于否定结构的使用后，同样认为埃利斯所说的自由变异事实上是受功能制约的。因此，罗曼（Romaine 2003）认为，许多条件因素都可能影响变异，采用实验的方法时更需注意这一点，以确保对实验有更好的控制。在普雷斯顿看来，埃利斯对于变项规则的理解，以及在系统变异的定义和研究方法上，都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埃利斯认为，变项规则就是“if…then”规则，只要x条件成立，那么y这种语言形式就会出现，以为只有这样的变项规才可以用来解释学习者语言行为的系统性。埃利斯事实上把变项规则定义为一个无条件的、绝对的规则，而不是一种概率的模式，普雷斯顿认为这是对于变项规则的一种误解。尽管埃利斯后来认识到变项规则的本质特性是一种描写可能性的概率模式，但是普雷斯顿认为埃利斯对于变项规则的理解在早些时候误导了相当多的人。此外，埃利斯（Ellis 1985）通过自己的语言行为如发音、句法的变化来解释如何发现系统的变异，而普雷斯顿认为在自我评估和实际的语言行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因此这种凭借直觉进行的自我评估只能说明语言不安全感（linguistic security）。

普雷斯顿认为埃利斯对于变异语言学的误解越来越深，甚至在方法上都出现了问题。在埃利斯（Ellis 1987）的另一个实验中，17个不同语言背景的学习者完成了基于图片的叙述性写作、包括写作、复述和口头叙述等三项任务。埃利斯特别研究了学习者对于动词和动词时态的使用，从学习者掌握动词过去式的规则和不规则变化中，埃利斯发现变异是趋于有规律的。不规则的动词过去式就像是一个个独立的单词，一旦学习者掌握了这些不规则变化的动词，运用时就不需要太多的思考时间。而如果动词的过去式是有规则的，使用时学习者就会用一定的时间来运用这一规律。因此完成任务的时间受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影响最小，而受规则动词影响最大。在这个试验中，埃利斯记录了学习者使用的正确和不正常的动词过去式的情况，但是他并未记录重复使用的动词，普雷斯顿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忽视一些影响变异的因素。如果如埃利斯所说自由变异存在的话，那么就可以通过定量分析来检验那些可能的影响因素，然后证明这些因素对变项没有任何影响。普雷斯顿怀疑语言变异不受任何因素的影响只是一种幻想，他坚信，发现并且衡量这些影响变异的因素正是变异理论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价值所在

（二）内部变异与外部变异

由拉波夫建立的定量分析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法研究了语音变项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不仅有语言内部的，也有语言外部的。语言内部因素是指诸如语音环境这样的语言因素，对语言内部因素的研究表明，原先被认为的自由变异事实上要受到语言内部因素的制约。例如-t/d的发音或省略，须取决于紧跟其后的那个单词的第一个音素是元音还是辅音，或者取决于后面的辅音丛是否为过去式词素。

其次，外部或社会因素也影响着变异的产生，比如说话者的社会阶层、语体、年龄等。例如相对于社会基层较低的说话者，社会阶层比较高的说话者省略-t/d的情况要少。

（三）制约变异的因素的等级

根据社会语言学中定量分析的方法，按照对于语言变异的影响程度，变项的制约因素是按照一定等级排列的。例如，关于-t/d的省略，语言上的制约因素就构成了以下的等级：

1．  单语素（Monomorphemic）>双语素（Bimorphemic）

2．  辅音（C）>元音（V）

这个等级表明，语音环境的影响比语法制约因素要大。人们在说mist和missed时，单语素词如mist比双语素词missed更有可能省略-t/d，此外当一个以辅音开始的词紧跟在一个以-t/d结尾的词后，如missed target，则-t/d更可能被省略。

L. 迪克森（L. Dickerson 1975）首先把这一变异学派的理论用于二语习得的研究中，运用变项规则来分析受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的变异现象。他调查了日本的英语学习者对于/z/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发音变异，发现/z/在元音前时，这些学习者的发音最接近目标语，/z/在齿间擦音，塞擦音和齿龈塞音前最不像目标语。根据他的研究结果，二语习得中的变异易受语言内部制约因素的影响。而且学习者更容易掌握L2中那些自己母语中所没有的读音，这一理论可以被运用到第二语言教材的设计中去。

      节选自徐大明教授主编《语言变异与变化》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