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海外汉语教育史的考察角度和国别差异

　　纵观今日海外，汉语教育一派兴盛，汉学研究蔚然可喜，许多大学建有独立的汉学系或中文学院，有大批专职人员从事汉语教学和汉语言文化的相关研究。由于历史、地缘、学术传统等方面的原因，东西方汉语教育的路子有所不同。在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地，昔日是以教学实践为主、汉学研究为辅，而在欧美诸国，则历来以汉学研究为主、教学实践为辅。近年来，东西方都不无变化，变得接近起来：在欧美，教学实践大为增强，通过延聘中国教师、派遣人员来华进修等举措，不断提高教学水准；同时，不仅教学规模在扩大，层面也呈现多样化，从高等院校中的专业教育转向一般语言教育，包括为社会提供培训服务，开办各类中文语言班等，中文课程甚至已进入一些普通中学。相形之下，传统的汉学领域（如典籍的翻译和诠释，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反而在收缩，当代中国问题更多地吸引了学界的注意力。在亚洲，汉语世界化的趋势同样促使各国扩大汉语教育的规模，从高校向中学推进，向社会普及；另一方面，汉学界和汉语教育界的历史意识增强了，学术兴趣也增加了。本次国际研讨会以海外汉语教育史为主题，由日本同人发起，吸引了大批亚洲学者前来参与，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海外汉语教育史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一过程：从中国的角度看，它是汉语在海外的传播史，而语言的传播通常与文化的传播同步。从域外的角度看，它是某一民族针对一种外语的学习史，或者认可这种外语为第二语言的接受史；一方面是为满足实用而掌握汉语，另一方面，从学习中会发展起研究的兴趣，进而达到对汉语的深层认识。从交互作用的角度看，它是汉语与当地语言的接触史，而接触的结果必然是汉语与异族语言相互渗透，共同获益。
　　无论从哪一角度看，汉语教育史在每个国度都是独一无二的，既受到历史条件、地域文化、社会环境等外部因素的左右，也受到语言结构、文字类型等内部因素的牵制。海外汉语教育史可以比作一条大河，它由许许多多道支流汇成，而其中的每一条或长或短的支流，即每一国的汉语教育史，都具有独异的风格，其走向和态势可能会随时代的变迁、境围的更移而变化。每一种国别汉语教育史都构成特殊的案例，需要单独梳理、分别考察。

　　二、古代欧洲与中国的语言接触

　　在海外汉语教育史的众多支流中，欧洲是极重要、极特殊的一支。
　　早在两汉时，中国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对欧洲某些国度的存在已略有所闻。同一时期，希腊罗马史家或游记家如斯塔伯（前一世纪）、梅拉（一世纪）、托勒密（二世纪）、鲍萨尼（二世纪）等对中国也有所记述。无论哪一方的记叙者，都未能踏足对方的国土，只不过是根据传闻展转载述，而传闻也许来自华夏与欧陆之间的中西亚诸国，地理方位决定了那里的人民享有东游西行之便，在中西交往中起着疏通转达的作用。另据史载，汉武帝时大秦国曾来使入贡，中国也曾遣使赴西域通好，可能穿越西亚，远至南欧。即便这些都真实可信，仍无史料可证欧语与汉语在上古有过直接交触。当时欧洲人与中国人通达往来，有可能使用阿拉伯语或波斯语，或是某种突厥语言。北魏杨炫之所撰《洛阳伽蓝记》，言及西域有远至大秦国人来华，居于四夷馆之一的崦嵫馆。但所谓大秦国人究竟是南欧人还是西亚或中亚某国人，讲拉丁语还是波斯语，抑或其它非印欧系语言，我们并不清楚。其时基督教兴许已入中原，经过若干年拓展，至唐代隆盛一时，信众至少达数十万，而布道宣教所依据的经文，也是出自波斯、叙利亚等语言。唐末基督教因遭禁而渐趋凋废，再度勃兴已是元代的事。
　　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跨洲统辖、称霸欧亚至14世纪后半叶，期间中西陆路交通较之前代畅达许多。于是有行商马可波罗（1254—1324）、伊本·巴图塔（约1304—1378），及主教孟高维诺（1247—1328）、游僧鄂多立克（约1286—1331）等先后来华，其事迹与相关文献多录于英人俞耳所撰《通向中华之路——西方中古关于中国的报道》（1866）。从史书、游记上面的有关记载来看，这些异国来客一无例外都不通汉语，恐怕也极少想到要学汉语，因为掌握鞑靼语才是确保旅行安全、诸事发达的关键。上述几人中，以意大利圣方济会士孟高维诺最堪代表西教文化。1289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指派来华，十余年后，他从大都致信教廷，称传教相当顺利，在当地建起教堂，受洗者多达六千；又购得儿童一百五十名，年龄在七至十一岁之间，授以希腊语、拉丁语，由于没有先入信仰而容易调教。这是传教士的一贯策略，欲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培养土生土长的牧师。这批被收养的儿童是汉族背景，还是鞑靼族裔呢？这位首任驻京大主教言之未详。出自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不能指靠汉人去说服鞑靼人皈依西教。无论为日常交际，还是为传教宣道，孟高维诺都需要学习当地语言，而据他自己说，他已熟稔鞑靼人的通用文字（古维吾尔文之一种），并已将《新约》和《赞美诗》译入鞑靼语。同会的另一位教士、西班牙人帕斯卡尔，在写给故乡教友的信中提到：为便于传教，他决心学好察曼尼语（突厥语言之一）和畏兀儿文（即维吾尔文），因为这种语言和文字通用于中亚、西亚以及中国的广大地区。
　　但或许有一个例外——派驻泉州教区的主教安德鲁。身处汉人聚居的华南，他很需要学中文。在1326年初的一封信中，安德鲁向教廷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困境，其中之一是：他所施洗的都是“偶像教徒”，即汉人，却从未有过一个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信徒，被成功地劝说皈依天主教。既然如此，他就需要与汉人交流，得学会说汉话。他也可以通过翻译来播教，但那样做障碍重重，决非长久之计。可是，我们至多也只能推度他学过汉语，至于他是否真的学过，假如学过，是用官话还是闽语同当地人交往，我们并不了了。
　　总之，从上古到中古，欧洲与中国不乏交往的机遇，时断时续发生过一些接触，然而这些尚不足以在西方人中间促发一种对汉语的强烈而持久的兴趣。民间或许有过个别、零星的汉语学习行为，可惜从未发现相关的记载。

　　三、传教士的语言教育和科学背景

　　走出中古、步入近代，东西航路开通之后，西方人才得以完全摆脱中亚，直接面对汉语。今天我们知道，是明末东来的传教士编撰了第一批兼具课本性质的汉语语法书和汉外字典，摸索出一种俾便实用的汉语学习模式，为后继者认识汉语开启了方便之门；同时也为欧洲学术界带去一种全新的语型，使得欧洲学人观察语言世界的视角发生质的转变。在西方语言科学史和语言教育史上，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而对于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以及汉语本身的进步，从语法体系的建立、拼音字母的创制，直到词汇的扩充、句法的丰富，其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也同样不可低估。
　　传教士们乍到中国，必须做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掌握语言。海外游商、旅行家来到中国，也同样暴露于汉语环境，但他们对汉语的了解多浮于浅表，因为只须用洋泾浜汉语，加上手势、体态，就能应付交际；除非永久定居，融入汉人社会，否则没有系统地学习汉语的必要。传教士则不同，为了有效地传播教义，他们必须熟通汉语；大多数传教士来则安之，做好了长期奋斗乃至埋骨异国的准备。而且，为了确保事业的成功，冀望于长远的发展，他们不但自己要尽快学会汉语，还必须把学得的语言知识规则化，把积累的语用经验条理化，并且尽力编写成稿，作为新来教士学习汉语的课本或教辅资料。这已经不是一般学习者所能承担的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理论素养和处理语料的能力，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当然，在陌生的国度遭遇陌生的语言文字，传教士们初始的创为异常艰辛，研习的难度可想而知。但有几个有利的条件，使得来华教士能够迅速地从学习者的单一角色转变为学习者兼研究者的双重角色。
　　第一，传教士都接受过欧洲古典语言的教育，而这一语言教育体系背靠着悠久的欧洲语言学传统。欧洲语言学长于哲学思辨、逻辑推理和语法分析，其源头可以上溯至亚里士多德。虽然他没有专门编过语法书，但在探讨逻辑、修辞问题的作品中频繁地涉及语言构造，对语法做了初步的解析，例如区分简单形式（人、奔跑）和复合形式（人奔跑），给名词、动词、句子等下了定义。至公元前一世纪，狄奥尼修斯·色拉克斯撰成首部希腊语法《语法术》，划分了“名、动、分、冠、代、介、副、连”八大词类。以希腊语法为框架，并经过适当调整，如删除冠词，增加叹词，便发展起一系列拉丁语法，著名的有公元6世纪初普利西安的《语法原理》，13世纪初经院哲学家托玛斯的《思辨语法》。到1481年，西班牙语法家内布利亚发表《拉丁语导论》，词类观念更为清晰，语法分析也愈加精细。至此，拉丁语法模式已成熟定型，其基本框架和分析技术还被运用于描写欧洲各新兴民族的语言。在印欧语言的范围内，这样做的好处是，提供了一种现成的语法模式，其词类划分具有普适性，语式、时态、性、数、格等范畴基本适用于对象语言。但如果移用于非印欧语言，这一语法框架及各类范畴的适用程度就会降低，甚至与对象语言的事实相左。一般说来，描写者会根据对象语言的实际情况，对拉丁语法框架做一定的修正，使之贴近对象语言，而不至于全盘套用，尽管削足适履的例子也不罕见。
　　第二，在接触汉语之前，各教会属下的传教使团在考察异域语言方面已经积有一些工作经验。先是在美洲，经由传教士的介绍，那里的土著语言自16世纪中叶起逐渐为欧洲人知晓。最早的美洲语言语法都是传教士辛勤耕耘的果实：1558年、1560年、1571年，在欧洲先后出版了中美和南美三种印第安语言的语法：塔拉斯坎语、凯楚亚语、纳华特语；分布于今天巴拉圭、巴西等地的瓜拉尼语，在1640年也有了印制的语法书。这是传教士首度大规模地遭遇结构迥异于欧语的域外语言，继而到东亚，与日语发生深度接触，也是这种域外语言经验活动的延续。在长崎，耶稣会士罗迪格兹（约1561—1634）编有《日语语法》，分详解、简释等不同版本。所以，传教士们来到中国，为汉语记录语音、编写词汇手册、分析语法结构，已有兄弟教友处理美洲语言或其它非印欧语言的经验可资借鉴。从语言科学史上看，这是一场前所未有、世界范围的语言考察活动，传教士不仅是开路先锋，而且一直是主要的参与者。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训练的现代语言学家和人类语言学家才开始接手传教士们的工作。
　　第三，西方语言使用的拼音文字，有利于异域语言的考察工作。这种文字用字母作符号来标示语音，在解析和记录一种陌生语言的声音系统时，它是一种便利的工具。如果所考察的语言没有文字，还可以用它来创制文字。历史上，越南曾经使用脱胎于汉字的字喃，如今越南通用的拼音文字，则是由法国教士亚历山德罗（1591—1660）于17世纪中叶创制的一套拉丁符号改进而来的。现代通行的国际音标，基本符号也取自西文之一的拉丁字母。当然，西文的这种优点是相对的。国际音标完全可以不用拉丁字母，只是因为发明、制订者是欧洲人，从一开始就以拉丁字母为基础来设计国际音标，后来也没有更适宜的符号可以取代它，这才沿用至今。
　　由于具有上述条件，西洋传教士来到中国，与一种全然陌生的语言打交道，便不至于如坠雾海，茫然失措。不过，传教士虽然有备而来，汉语对于他们毕竟是一种极为独特的语言，不仅结构迥异于此前西方人接触过的任何其它语型，让传教士感到拉丁语法框架不适用或不够用，而且拥有一种历史久长、构造繁复的语素文字，其形音义三者密切关联的特性与西文大相异趣，增加了学习的难度。考虑到声调系统、文字表达、方言差异等因素，汉语对于传教士也许要比一种印第安语言更难学得。据传教士自己的说法，中国话作为外语是所有语言里最难学到的。但是，有心人面前无难事，传教士都是有心人，抱有强烈的使命感，决意攻克语言文字关，而且大都聪慧勤勉，所以他们中的多数人经过若干年苦学，都能熟练掌握汉语。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传教士们会随时随地把所学所得记录下来，加以归纳整理，有些人还撰成书稿，于是就有草创的汉语语法和词汇手册。从早期传教士编撰的这类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怎样克服学语过程中的困难，怎样利用西文字母给汉字标注音韵和声调，怎样借助拉丁语法来剖析汉语的结构，怎样看待汉语的特性以及中西语言的差异等等。

　　四、早期传教士的汉语教学和研究——以耶稣会为例

　　传教士都是读书人，大都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人文科目如神学、哲学、逻辑、修辞，自然科目如天文、几何、物理、动植物，语言科目如希腊、拉丁语，甚或希伯来、阿拉伯语，均在修习之列。可是早期传教士从学校里是学不到汉语的，唯一的途径是个别延师，直接向华人母语者学；等到第一批传教士学得汉语，便成为随后抵华者的语言教师。在这种由学习者向教师迈进的过程中，汉语教科书便应运而生。当然，那时候并没有严格意义的教科书，没有如今样式的课本，但有两种辅学材料可以起到类近的作用：一种是词汇手册，另一种是语法书。相对说来，汉外双语的词汇手册较容易编纂，很多传教士在学语过程中顺手就编出了这类东西，保存下来的手稿也不少。语法书则不易编写，起初尝试者并不多。最早的传教士汉语语法可以举出两部：一部是耶稣会士卫匡国（1614—1661）用拉丁文撰作的《中国文法》，成稿不晚于1650年，正式刊行则迟至三个半世纪之后；另一部是道明会士万济国（1627—1687）用西班牙文编写的《华语官话语法》，1682年完稿，1703年于广州梓行，2000年译为英语，2003年外研社推出中译本。学界对后一部书已不陌生，就其历史渊源、著述背景、框架内容等也有过一些探讨，我们在这里就略过不表，只来谈一谈耶稣会的传统。
　　约在16世纪中叶，耶稣会士开始策划汉语教育。1555年，神甫巴莱多（1520—1571）于赴日途中，曾驻足广州，欲留修士戈茨学习汉语，为开拓中国教区做准备，然而未能成功。1578年，范礼安（1538—1606）抵澳门，复又安排专人学汉语，次年罗明坚（1543—1607）奉命前来，便成为第一位学得汉语的耶稣会士。他在澳门向某个能写会画的华人学中文，边习汉字边练口语，一年后进入中国，已能与关吏用汉语交流。不久，利玛窦（1552—1610）也来到澳门，照例先从当地华人学汉语，于1583年抵达肇庆。此后二十余年，他一直生活在中国，先居广东，后经江南至北京，南北官话兼学，口语文言都堪称道。罗明坚是否写过一些研习汉语的笔记呢？假若写过，其中有多少又由利玛窦承继下来？对此我们并不清楚，不过据史载大抵可知，利玛窦、郭居静（1560—1640）等人已着手为中文标注字音和声调，从中西文对照的简易字表做起，编出收条丰富的词汇手册。传教士的这类研习，通常有中国读书人相佐，例如广东新会人钟巴相（1562—1622），是第一个加入耶稣会的中国教徒，学会西文后成为西士的得力帮手，参与了早期字典的编纂。其中有些写本得以保全，例如一部缮写于1604年的《汉西字典》，署名编者为Petrus Chirino，今存罗马一图书馆。此本的汉字优雅工整，无疑出自中士手笔。所收字条根据语义划类，同时兼顾部首，如第一页上的字头是“金”，列有“银、钱、铜、锡”等19个金旁字；每一字的右侧写西班牙文对应词，字的下方标以注音。
　　语法书的萌现略晚一些。利玛窦注意到汉语的音节构造、声调特征、同音现象、文白异体，以及官话与方言的区别，却很少涉及语法。《中国札记》里有一处提到：在两个人谈话时，汉语从不使用“语法上的第二人称”；在谈到自己时，从来不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直呼本名而不说‘我’”，除非是主人对仆人、上级对下级说话；表示客气、谦恭、避讳的词极多，等等。这是从语用和修辞的角度出发，观察汉语的词汇语法现象并得出点滴体会，还算不上语法学的描写。利玛窦故后，更多的教士陆续来华，词汇手册已不能满足语言教学的需要，于是语法书的编纂便提上了日程。1620年，中国教徒孙元化出资在嘉定建起一座礼拜堂，也兼作学校，邓玉函（1576—1630）、傅汎济（1587—1653）等人就在那里学习汉语，由费奇规（1571—1649）担任教师。费氏本人编过一部汉葡字典，在教学中想必也会讲解一点语法，在这前后，其他耶稣会士可能也尝试过研编语法，但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耶稣会的第一部汉语语法是由1643年来华的卫匡国完成的。他的《中国文法》只分三章，首章谈语音，后两章论语法。书中举例不多，表达很精练，像是一份草纲，点到很多方面，具体细节则还有待展开。1650年，卫匡国受命返回罗马，随身带着一批手稿，其中就有《中国文法》。他的原始手稿可能已经散失，幸而他将书稿抄写了若干份，分送给一些朋友，其中至少有两部得以保存至今。从读到卫氏语法的那一刻起，欧洲学界便开始了对汉语结构的理性认识。
　　耶稣会首部公开出版的汉语语法，是18世纪二十年代马若瑟（1666—1735）撰成的《中国语言志略》（1831）。此书给人的印象是耶稣会士偏重文语，尤其重视经典研读，不大留意口语。然而从整体上看，卫匡国的《中国文法》与万济国的《华语官话语法》一样，也是以官话口语为描写对象，很少涉及文言。就条理化、理论性而言，卫氏语法在一些方面也未必不及万氏语法。只是，这两部汉语语法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卫匡国对早先道明会士所编的汉语语法了解多少？耶稣会和道明会的汉语教学传统是各自独立的，还是曾经有过交流，甚至相互支持？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时还难以厘清。

　　 （关西大学“海外汉语教育史国际研讨会”论文，2007.10.6—10.8；全文见《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武汉大学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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