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大明：目前语言学界学派纷争，门户分立，各学派对于语言本质的理解各不相同，研究方法上也大相径庭。其中尤以生成语法学派和社会语言学（派）被认为是观点针锋相对，似乎水火不相容的样子。具体讲来，生成学派认为语言是心理现象而且还可以被进一步认为是生物现象，语言学的最终目标是要解释语言作为人类本能的这一生物之谜。社会语言学家则认为语言基本上是社会现象，只有通过研究语言在社会交际中的使用情况才能够揭示语言的本质。其实，语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心理现象，对于语言本质的解释两者不可偏废。但是折衷主义亦不可取，语言虽然必不可少地包含心理和社会两种因素，其中一种仍占主流。语言从本质上来说主要是社会现象。


郭龙生：社会语言学的立场有哪些主要的不同？
徐大明：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几乎可以说是生成学派在推崇语言生物本质理论时使用的最主要的辩论法宝。社会语言学界迄今为止也还没有对此进行充分的讨论。较为中立的评论家认为，生成语法学家在结构语言学的基础上把语言结构的系统性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社会语言学家则对语言变异现象和语言变化方面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发展。由于社会语言学的新发现，许多过去被忽略的语言变异现象现在受到重视，语言结构的规律性与现实语言材料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得到承认。尽管如此，经典的语法系统性的学说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关于语言变异和语言变化的新发现基本上是被作为对语法规律的补充和对语言系统的研究的扩展来对待。这样，一方面，社会语言学家的分工协作的地位受到认可，另一方面，对语言变异现象和对语言系统的相对性的认识也就没有被广泛地提高到哲学的程度来讨论。在较为抽象的层次看来，生成语法理论的自足和自立的语法观念已经由于社会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的深入发展而遭到削弱。但是，由来已久的语言结构的系统性和结构形式的随意性的观点却仍然被认为是支持语言生物本质假说的不可动摇的论据。其实，从这些理论和论据被提出的30年之后的今天看来，这些论据并不能够支持其论点。在这里我们无意否定语言结构系统的随意性及其规律性，我们所要指出的是，一个具有随意性结构形式的语法系统并不一定就是一个生物器官。“人有腿，所以有腿的都是人”的逻辑论证不成立；“生物器官具有系统性，所以具有系统性的语法就是生物器官”的逻辑也不成立。

郭龙生：你认为语法是什么呢？
徐大明：语法，作为语言的结构系统，并不是一个生物器官。那么，语法是什么呢？语法是一套社会规范，一套社会行为准则。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言语社区具有不同的语法，而且，同一言语社区的成员由于其社区中的地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语言行为的原因。语言的系统性来源于社会的系统性。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假说，是因为，语言的系统性与社会的系统性显现出一系列的相对应的特征。语言系统从特征上来说更接近社会系统。退一步说，即使不考虑相似性方面的量的差别，语言社会本质说也不逊色于语言生物本质说。但是，恰恰是在量的差别上，社会本质说的论证超越了生物本质说。支持语言系统的生物本质的论据是牵强和孤立的，而支持语言系统的社会本质的证据是充实的并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日益积累起来。除了语言的系统性之外，语言的心理表现也是生物本质说大做文章的题目。用比较通俗的话来讲，如果语言的系统性不存在人的脑海里，它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这里我们要明确地区分语言系统性的体现的问题与语言的心理现实的问题。语言确实具有其心理现实，现实中的语言的物质表现也离不开人类和人的思维器官这些生物基础。但是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有了作为生物体的人和有了具有思维能力的人就有了语言。语言的生物基础是语言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还构成不了语言产生和存在的充要条件。语言产生和存在的充要条件必须同时包括人类社会这一因素。语言的系统性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表现在一个个具体言语社区中人群的语言行为的规律性上面。语言系统存在于言语社区之中这一命题可以追溯到现代语言学创始人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著作中。后来的语言学家或者对索氏这一命题完全忽略，或者表现质疑或不解。一场生成语言学的革命，更是把语言学的研究重点引向“语言能力”：个人能够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的能力以及赖以习得这种能力的天赋。大胆假设，反复求证，可以说是这一学派的研究方式。同时，建立在假设上面的假设，在被证实之前，又往往被引申出新的假设……，反而复之。尽管一些严谨的学者还在反复求证该理论的最基本的假设，层层假设的理论却被日新月异地建设起来。举例说来，“语言能力是先天具有”是未被证实的假设，“语言能力等于语言系统”又是一个未被证实的假设。这些假设结合起来，又推出了“人类具有一个语言器官”的假设。这个语言器官又被认作“语法”——语言的结构系统。在这样的前提下，任何语言结构的系统性表现又被用来作为语言的生物本质的证据。这一理论内部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完美地互相支持，只是其每一部分也都缺乏实践检验的支持。
    综上所述，除了语言的系统性之外，生物本质说并不包含任何其他经过反复验证过的成分。其中语言系统的体现单位为个人的头脑的命题更是由于语言生物本质理论的需要而做出的硬性规定，没有足够的实验根据。社会语言学目前的发现证明语言的规律性和系统性只存在于纷繁变异的语言材料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存在于个人脑海里的语言知识，往往是不稳定的和片面的，也包含相当程度的不客观、不现实的部分。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于言语社区全面的调查得到的材料的综合分析结果往往更完美地呈现出语法的系统性特征（Labov 1994）。假设说某种语言的每一个讲话人脑子里都有一个跟说同一种语言的人所具有的相同的语法，这个语法是一个程序设定的编码解码器，这样的假设似乎顺理成章地解释了自然语言的通讯机制。然而现实则并非如此。上述假设可以说是确切地描写了机器通讯的机制，其中使用的并不是自然语言。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使用自然语言进行交际的过程要复杂得多。许多功能学派的语言学家现在都持有一种叫做“现出语法”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使用自然语言的通讯过程并不是某种预先设定的语法来进行的，而是交际双方通过一种相互作用的“谈判”过程，在交际的过程中将一个崭新的语法创造出来。无论通过何种方式，在信息被传达的那一瞬间，也就是新的语法被创造出来的时刻（Hopper 1987）。这种反对传统的语法稳定性的观点，虽然已经超出了包括许多社会语言学家在内的大部分语言学家所能接受的范围，但是它比较真实地描写了语言交际过程的动态方面，从而也证实了机器通讯模型对于自然语言交流的不适应性。社会语言学家一般认为，对于任何一个言语社区来说，在一个一定的时期之内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语法系统。该系统是该社区成员进行语言交际时所需要的译码参照标准，但是具体的交际过程必然包括许多调节、活用，甚至补充或修改这一标准的内容。尽管在使用这一标准的时候人们都会灵活运用，但是由于教育和偏见的影响，一般人往往产生一个误会，以为自己所掌握的标准是全面的和全社会统一的。这种误会一般不会引起语言交际的障碍，反而从增强交际信心方面对交际有促进作用。之所以不产生交际障碍是因为：一、人们一般是在十分熟悉的人的圈子内进行语言交际，这些频繁交际的人们的语言能力已经调节得十分近似，再加上语言系统的冗余性，交际得以顺利进行；二、人们的语法调节能力自然而然地起作用，很多下意识控制的互动和适应行为自己没有觉察。但是在遇到不十分有利的交际场合时，如比较不熟悉的交际对象或交际内容，信道缺陷等因素导致冗余信息减少时，交际双方语言能力的差别就容易显现出来。这对于经常在较大的范围进行言语交际活动的人是熟悉的现象。为了便利大范围的语言交际，有关社会集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建立和推广标准语，进行语言教育，等等。这就使得自然语言更减少了其“自然”的成分。人们的语言知识更加受到社会经历的限制，社会公认的语法标准掺杂了更多具体和个别的社会和历史成分。以这些人工斧凿的产品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意图发现其中潜在的造物主的原旨实非易事。没有有效的离析社会和历史因素的方法，其努力即使不似盲人摸象，也无异于大海捞针。

郭龙生：你认为生成学派的错误主要在哪些方面？
徐大明：生成学派对于语言本质的理解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生成语法学家几十年的研究成果都是错误的。事实上，生成学派在音系学和句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重要的和成功的。对于语言本质的错误理解在早期的句法研究中曾经造成了过度依靠个人内省来源的语言材料。近年来，多数语法学家已经开始注意其研究材料的代表性问题了。尽管语法学家们对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社会本质还没有都认识清楚，在形式化方面的努力以及对语言系统的普遍规律的探索方面仍然是成果卓著。另一方面，功能语言学家们却逐渐地给一些原来认为是生物特征的语言普遍规律找到了许多功能和运作方面的解释，心理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给他们找到了一些人类一般思维特点方面的解释。现在社会语言学家可以宣称，语言的系统性基本上蕴涵在语言的社会性里面。过去困扰追求完美规则形式的语法学家的许多不规则现象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里得到了符合规律性的解释。与此同时，语言的系统性原则也得到了维护。语言不是一个生物器官，也没有绝对的自主性和自足性。语言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类创造的工具，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语言的各种特性，如系统性、规律性、随意性，等等，不但没有一样是独一无二的特征，而且样样都显现出与其他社会结构的类同。对于语言结构的规律性的研究目前已不需要再打着追求生物之谜的旗号了。将社会因素包括在研究范围之中，对于语言系统的研究将会更加有效率，更加深入。
原载《语言哲学对话》，语文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