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不可能不被这样一幅画面所吸引：六个美国士兵合力将一面旗帜树立在山顶，泥泞与汗水使得征衣紧紧裹在他们身上，恰到好处的勾勒出了正在用力的年轻健美的肌肉。
    这幅图画，仿佛米开朗琪罗绘制的天顶壁画《创世纪》，但它不是画，这是一幅照片，一幅在摄影史上鼎鼎有名的经典之作，由战地记者乔·罗森塔尔拍摄——以将近75％的伤亡为代价，美国赢得了硫磺岛登陆战的胜利，照片表现的正是这一瞬间。
    几次登陆作战，大概是二战中伤亡最为惨重的血战，如诺曼底登陆中的奥马哈海滩、南太平洋上的瓜达卡纳尔岛血战、以及影片《父辈的旗帜》所表现的硫磺岛登陆战。硫磺岛仅是日本外围一个小岛，导演克林·伊斯特伍德在拍摄《父辈的旗帜》和《硫磺岛来信》这两部影片时，甚至没有足够的地方容纳摄制组进驻，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地方，数万人将生命留在这里，其中也包括将近一万日本守军。
    硫磺岛登陆战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投向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当时的日本本土，就连妇女都拿起《七武士》时代农民使用的竹枪，预备与登陆美军决战到底；她们十几岁的孩子，则构成了神风敢死队的队员，驾驶飞机冲向美军的军舰，进行自杀式袭击。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愿无限期延长日本本土作战，不愿再承受75％甚至更多的伤亡，于是，原子弹的蘑菇云出现在日本上空、出现在人类历史上。
    好莱坞的西部英雄约翰·韦恩曾经主演过一部《硫磺岛浴血战》，然而克林·伊斯特伍德拍摄《父辈的旗帜》却不是为了“拍一部狗屎约翰·韦恩电影”，跟《现代启示录》、《伊万的童年》甚至日本反思战争影片《缅甸的竖琴》等相似，这是一部视角奇特的反思战争的电影，克林·伊斯特伍德甚至同时拍摄了《硫磺岛来信》——以硫磺岛日本军官写给家人、志在必死的最后一信为线索，从决战双方的角度来表现同一场战争。也惟其如此，观众才可能走出英雄主义的迷雾，进行清醒的反思：战争何以发生？为何不可避免？在进行下一场战争之前，是否应该看看那些被称作“英雄”的二十岁年轻人的命运？他们，要么葬身在战场；要么，带着“英雄”的冠冕和被毁灭的灵魂回到故乡，再也无法开始新的生活；或者即便过上了普通人的日子，那段惨烈的“英雄”记忆却一直埋在心底，再也不愿提及。
    《父辈的旗帜》讲述的就是这样的英雄。影片改编自同名小说，小说作者正是照片中的六个战士之一约翰·布莱德利之子。照片中的六个战士只有三人回到了美国，另外三位则葬身硫磺岛。回国的三个战士，喜欢作英雄的雷内·加隆却以做看门人了此一生，连做警察都不可得；印第安战士艾拉·海斯无法踩在死去的战友尸体上充当英雄，他说自己“病了，要崩溃”，最终，也果然死于酒精中毒。在他刚刚回国，到处以“英雄”的身份演讲、为战争筹集巨额国债的时候，种族歧视的酒吧居然拒绝艾拉入内，艾拉狂暴打人，警察居然低声自语：“这些他妈的战争英雄！”
    冷眼旁观这一切的约翰·布莱德利终于认识到所谓的“英雄”无非是一种策略，是为了种种目的而被安上的名号，这些聚光灯下的日子与他们的战争无关，这是政治的战争，却无关生命。而被称作“英雄”的自己，只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大兵。历史选择了他们寨那一瞬间出现在托钵山山顶，出现在战地摄影师的镜头中，就像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英雄”的描述：所有的英雄只不过是历史这面钟表上的指针，在他们背后，有强大的命运的齿轮指挥他们出现在合适的时间和合适的地点。
    甚至，究竟是谁出现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都并不重要：那张著名的照片一向有着“摆拍”的嫌疑，这也是它在摄影史上鼎鼎大名的原因，在二战中，这不足为奇，甚至连苏联红军将红旗插在柏林国会大厦的那一张经典照片，也有“摆拍”之嫌。照片拍摄于第二次竖起旗帜之时，六个士兵中的哈伦被当作汉克，汉克是第一次插旗的士兵，已经阵亡。然而为了宣传策略和筹集国债的目的，军方和媒体都不愿纠正这一错误。
    哈伦的母亲一直坚信那个背影是自己的儿子，甚至为此与不相信自己的丈夫离婚。印第安士兵艾拉徒步走了三千里路，到了哈伦父亲的家，告诉他们：那个背影是他们的儿子，哈伦。之后不久，艾拉像条狗一样死在稻草堆里。
    看到、听到这一切的布莱德利于是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做家族生意——殡仪馆，也许，被摧毁的灵魂唯有在看到死人和自己的八个儿女的时候，才能得到安宁。然而唯一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布莱德利，却再也没有提到过那场战争，还有他留在照片上的光辉形象。临终前，当他最后一次与儿子把臂倾谈，他终于谈到了那场战争，在他记忆中的硫磺岛之战，是一群仅有二十来岁的年轻的士兵，脱下军装，跳进大海，快乐的游泳。
    “那真的很开心。”他说，然后终老于病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