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可以不高兴

鞠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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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不高兴》出版了，结果，惹得有些人不高兴了。

    高兴与不高兴，只是情绪的表达。碰上点烦心的事情，谁都难免不高兴；不高兴了，表达一下情绪，也没什么；只是情绪表达完了，还要理性地回过头来想一想。

    中国人恐怕算是世界上最不会表达情绪的人群，一方面，自己的情绪老是压抑着，美其名曰叫韬光养晦；一方面，因为长期不表达情绪，面部肌肉僵硬，偶尔想表达时，搞得自己哭笑不得。例如有一次，几个不要命的中东人开飞机撞了世贸大厦，好几千无辜的人丧命（最初估计过万人，后来统计是四千多人）。结果很多中国人在错位的时候面对一个错误的对象表达了错误的高兴之情，被西方斥为没有人性。其实中国人有着菩萨心肠，对什么都心有戚戚焉，这次表错情绪，只是把对美国的怨气撒到了无辜的死难者身上，搞错了对象。

    我们长期以来都在别人的情绪里过日子，一下子是中国威胁论，一下子是人权纪录，一下子是台海问题，一下子是喇嘛问题，甚至家里多存了几块美元，也被别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我们像小媳妇一样，习惯于偷偷地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时间一长，别人就总认为中国人本该就是如此的，这样才温良恭俭让，这样才是礼仪之邦。去年，为了家乐福的事情，为了西藏的事情，为了火炬的事情，中国人想释放释放心中的憋屈，结果国外人说我们不理智，国内人说我们妨碍稳定，搞得中国人进退两难，里外受气。

    中国有十三亿人，不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对一些事情，有些人生气，有些人可能不生气。生气不生气，不能简单地用对错来衡量，更不能只许这样，不能那样。你确实生气了，你就表达一下，哪怕踢墙根痛了自己的脚丫子，也是自己的事情；你不生气，那你就叫壶咖啡，悠闲地看着别人生气；一旦被生气的人感染了，你也跟着生气一下，踢踢墙根，摔个杯子也无所谓（但是损坏别人的东西一定要照价赔偿）。

    宋晓军、刘仰他们五个人生气了，我们犯不着为此而生气；我相信，像他们那样生气的中国人，一定不止五个。我还没有细细看他们那本《中国不高兴》，但看了一些摘要，也看了一些评论。老实说，对他们谈到一些事情，有些我也生气。有些人逢中必反，过度迷信西方，过于仰仗西方，为什么不能生生气？学习西方、借鉴西方固然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自己的根本和尊严不能弃若敝履。

    有人生气宋晓军们太偏激，这其实与宋晓军们没有太大关系，关键在于傍观者自己持什么态度来看待他们的“偏激”。如果主要的观点没有太大问题，口气粗点，那就不必太计较。我一向认为，中国人温温吞吞得太久了，不偏激的话没有人会去关注，也收不到什么效果。记得鲁迅曾经说过，在中国，要想打破几千年的酱缸，必须矫枉过正。就像一棵树，向南方长歪了，就必须将它向北方扳；如果只是扶正，一放手照样向南方歪。我看《中国不高兴》书中的一些观点，其实就是采用了矫枉过正的策略。典型的例子是“与西方决裂”的观点，谁都看得出，宋晓军们绝不是要重提闭关锁国。

    当然，最让一些人生气的是，书中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是个中性词汇，不知为什么有些人喜欢将它作为贬义词使用，好像一旦民族主义，就必然抛弃理性似的。这个世界上的绝大部分人，都必然是一个“民族”的人，因此，民族认同、民族自觉、民族自豪、民族利益等，都是每一个人自觉不自觉在维护着的东西，这难道这也是错误的、非理性的？至于将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偏执的程度，一概排外，种族歧视，当然是不对的。我看《中国不高兴》没有这么极端。

    在有着13亿人的中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些人看着西方的作为，生气了，写本《中国不高兴》，正常；一些人看着《中国不高兴》，认为他们偏激，生气了，正常；一些人为了标榜自己的理性与宽容，虽然并不生气，但也装出生气的样子，发表一通生气的言论，正常。

    唯一要紧的只有三件事情：

    一、生气也罢，不生气也罢，只要是真实想法，说出来，相互交流交流，总是有好处的。

    二、生气了，千万别伤了自己的身体。

    三、生气之后，照样干自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