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部分才是诗意的

 文/鞠晨曦

    据说，真正的贵族与暴发户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对实用性的不同看法。暴发户总是炫耀他们手头物品的多种用途：兼做手电的手表，具有开瓶器功能的钥匙串，既能摄影摄像又能放MP4还能手写短信的手机，汽车当然最好是加长的，在车里既可以喝咖啡、吃午餐，甚至可以打麻将。贵族则常常忽略物品的实用性，哪怕这些物品给生活带来麻烦也在所不惜。例如，他们不喜欢使用防风的高级打火机而宁愿使用火柴，他们在晚餐时点起蜡烛而不喜欢装饰豪华的水晶灯。

    如果以上的揣测是正确的话，那么，我要说，与西方人相比，中国的古人更具有贵族的气质。充满诗性的中国人虽然被扣上了实用主义的帽子，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永远只用于伦理与思辨的领域——摒弃一切不能立即产生实际效用的空想与冥想，只关注当下的生活与秩序。因此，中国既无宗教，也几乎没有形成自成体系的科学。

    但是，正如在思辨领域绝对讲究实用主义一样，中国人在世俗生活中是绝对摒弃实用主义的。中国人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繁杂、细腻的生活：在礼仪上繁文缛节，在程序上不厌其繁，在细节上锱铢必究，在形式上千变万化。总之，古人处处都要用某些看起来是多于的东西来显示他们的高贵和诗意。

    如果认为只有钟鸣鼎食之家才有这种取多余的贵族气息，那你就错了。即使是最贫寒的家庭，也会用一些“多余的部分”来显示他们的诗意生活。例如鞋底、鞋垫，贫寒人家的姑娘会精心地绣出精美的图案，这些图案对于现代人来说堪称艺术品——但这些艺术品自从诞生之日其，就被踩在脚下，从来就不会有显示其美丽的一天。

    记得张爱玲在《更衣记》里写到中国人在服饰上对细节的追求时，有这样一段话：“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这正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今天在电视上看到关于中国古代几种灯具的介绍，印证了我对中国人诗意生活的猜想。中国人很少有“发明意识”，因此很难出现像爱迪生这样的科学家；但中国人绝对具有诗化意识，哪怕一件极其普通的生活器具，他们也可以挖空心思做得出人意表。中国人这样做并不是出于艺术创作的需要，仅仅是处于生活的需要。

    这是扬州出土的东汉“错金银牛形铜灯”。作为一个灯具，其主要作用应该是照明，囿于当时材料的限制（没有玻璃），这个灯具的照明作用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古人在处理灯具产生的油烟时，不惜大费周章。他们让油烟顺着灯顶的管子进入中空的牛肚，用牛肚中的水来消化油烟。这样的理念与现代的环保观不谋而合，更重要是是，古人把灯具当成一件艺术品来对待。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制作这样一件精美的灯具，不知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能为生活耗费时间和精力，正是高贵的本质所在。

    这是西汉的长信宫灯，通高48厘米,人高44.5厘米,很显然，当初的制灯者并非有意识地进行艺术创造，他只是在制作一个可以调整照明亮度，转换照明方向的灯具。但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出，他花费在人物表情、神态、衣褶上的工夫远远超过灯具本身。换句话说，匠人以一种完全生活化的态度，完成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这才是真正的诗化了的生活。

    这是战国时期的人骑骆驼灯。按照现代人的想法，如果要得到一个可以照得更高的灯具，只需要在一个长柄下面安装一个更宽更重的灯托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古人并不这么想，他们会别出心裁地用青铜铸造一个骑着骆驼的人物，让人扛着长长的灯具。这些多余出来的部分，正是古人诗意生活的灵光显现。